根据唐萧元礼家族墓志，可以推断龙门185号张氏瘗窟开凿于8世纪初。张氏先葬此窟，开元六年(718年)又与其夫元礼合葬于龙门南山西原萧氏家族墓地。张氏瘗窟与合葬墓先后修建的事例可作为唐代俗礼与佛法丧葬观念冲突及调和的反映。明朝建立后，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铜镜铸造业获得了很大发展。铸镜工匠在继承传统的对纹饰等方面进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时代风格。本文结合考古出土资料和传世品，从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对明代铜镜的类型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铸造时间提出了看法。国家博物馆藏清代袁江十二开《山水人物》图册创作于康熙五十九年(172年)。此小写意图册构图精妙，手法多变且盎然，不仅表现出袁江高超的界画技巧，更展示了其在水墨、色彩以及人物传神方面的综合能力，丰富了关于袁江绘画技法、风格研究的图像材料。本文在图像分析的基础上，就有关袁江的文献展开比较和辨析，着重探讨美术史界存有争议的袁江是否供奉内廷一事，认为袁江在雍正年间祗候内廷的记载基本可靠并提出相应理据：《国朝院画录》实际上肯定了其"曾入画院"为事实；图册中"臣江印"的钤印打破了袁江无"臣"字署款作品的说法，对于袁江身份具有重要的补证作用；《国朝画征续录》成书时间与画家所处时代有所交叠，其中"宪庙召入祗候"的记载更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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匍盉出土于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作器者匍是应国贵族。铭文记录了王室大臣青公遣使问慰应国大臣匍之事。铭文内容与军事行动相关，说明在某些情况下，王朝大臣可以派使者直接与诸侯国的大臣接触。匍盉铭文是西周王室与诸侯交往的记录，反映了西周宾客之礼的内容，但还不能成为西周时期诸侯遣使互聘的证据。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村战国墓中出土的圆雕勾喙蹄足有角神兽金铸像，带有复杂多元的文化元素，既有我国北方草原文化的造型特征，又融合了欧亚草原斯基泰艺术的装饰风格，呈现出复杂的文化背景和传承关系，其所具有的神秘信息有待解读。从语源学、文物学、艺术学角度对神兽金铸像造型的分析表明，其所具有的勾喙、蹄足、长角、有耳鸟首等特征，与先秦两汉古文献记载的嬴秦飞廉族的历史、风神形象等信息重合，并且传承关系密切；与欧亚草原艺术中常见的勾喙蹄足后蹄反转的神兽造型、北方草原鹿石上的神兽形象相似，相关性显著。本文认为，神兽金铸像的母题来源是风神飞廉，文化内涵源于商族的鸟图腾、草原文化和巫文化的鹿图腾，兼有嬴秦族的龙图腾和古印欧文化的双头神兽形象元素，呈现出交互杂糅的文化传承关系。本文在分析出土殷商编铙音列的基础上，对周乐是否戒商这一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周乐戒商是一个伪命题，《礼记·乐记》中的"声淫及商"之"商"是与"颂"、"大雅"、"小雅"、"风"、"齐"类似的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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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考古发现的诸多史前至夏商时代城址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龙山文化时代是城郭之制的孕育、形成时期，藤花落、宝墩、石峁等城址已基本具备城郭之制特点，陶寺城址施行城郭之制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芒城、双河和紫竹村城址不属于城郭之制，只能算作双重城垣防御。夏代为城郭之制的初步发展阶段，新砦城址的布局实质上已具备城郭之制，望京楼城址具备城郭之制的布局特点。商代以后城郭之制得到推广，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等都城，以及垣曲商城、盘龙城、牛城、三星堆等方国城址，大多推行城郭之制。所谓"夏商无城郭说"或"夏代无城郭说"等观点是与考古实际不相符的。由花东甲骨文和作册般鼋铭文的记载可知，射牲礼起源不晚于商代中晚期，Zui初其举行的地点通常在自然形成的河流沼泽等水边，射牲结束后多伴随有祭祀活动。之后射牲礼逐渐发展完善，由麦尊和伯唐父鼎等青铜器铭文记载可以推定，至晚到西周早期，天子在辟雍乘舟射牲的仪式已明显区别于习射及以"择士"为目的的大射，其不仅与祭祀相关，且已具有象征天子亲自射猎以"示亲杀"的特点。本文的研究表明关中东部夏代早期考古学文化具有独特的面貌，与当地年代较早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时代相当的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等有一些相似之处，亦有一定的差别，故有必要正式命名为"东龙山文化"；并可区分为以关中东部地区为中心的"老牛坡类型"，和以丹江上游地区为中心的"东龙山类型"。该文化的形成虽与客省庄二期文化有联系，但明显受到了齐家文化的影响，这表明活动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曾东向发展并到达河渭之间。二里头文化从开始就出现的花边高领圆腹罐，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中难以找到，却更多地发现于东龙山文化中，故其应是受后者影响的产物。可能正是通过东龙山文化这个中介，齐家文化较成熟的青铜工业也影响了二里头文化，使后者的青铜文明到二里头二期后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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