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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现藏13余张拍摄于2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玻璃底片文物，由于自身材质、保存方式和环境等因素，这些玻璃底片已出现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这批玻璃底片的保护研究，一方面探索玻璃底片的科学保护方法，另一方面根据玻璃底片的特性，设计无酸材料包装装具，做好预防性保护工作。
从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可知，长江中下游地区烧砖的发展经历了如下阶段：距今约63~55年前，出现了用于修建祭祀场所、陶窑、铺垫坑底、建筑房屋基础及柱础的形状不规则的烧砖，这是世界上*早的烧砖；距今约55~5年前，烧砖形状初步规则，其用途扩展至筑墙、砌井壁、铺垫道路及房屋地面，这与石灰、水泥性能材料的发明相适应，是建筑的重要里程碑；距今约5~26年前，烧砖的形状趋于规整，烧制工艺趋于成熟；距今约26年左右，烧砖形状及工艺完全成熟。本文通过对北魏史料中"身备三仗"一词具体含义的解释，考察魏晋南北朝时代人员的装备系统。汉代以来，以往长期沿用的装备系统，经与边境族群战火洗礼，出现新的变化趋势。魏晋南北朝时代中，不同战术功能的兵种以下列作为区分：抛射性、砍斫性刀(配楯)和击刺性矟。一部分技艺精湛的战斗人员，有可能复合装备矟—弓矢、矟—刀楯，或刀楯—弓矢。"身备三仗"即指精锐人员，身上复合装备以弓矢、刀楯和矟三种战术功能截然不同的。这种复合装备的现象，有可能是中古时代战争技术与内亚族群军事文化交叉影响下的产物。对以"身备三仗"为代表的多种复合装备现象的分析，可以展现中古军人的装备系统和战斗技艺，而追溯中古时期军事审美传统，更是观察古代军事文化的独特窗口之一。邹衡(1927-25)，的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对夏商周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从其遗稿中辑出有关考古学的若干论述，以飨后学与读者。在部分岭南战国秦汉墓葬中，随葬器物的空间分布和保存状态显示出"架棺"的迹象。结合广州汉墓中"架棺"和"架举棺室"的实例，以及部分岭南战国秦汉墓葬中墓底柱洞和凹槽的发现情况，推测"架棺"葬俗在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越人墓葬中使用较为普遍。"架棺"的方式较为复杂，此葬俗的文化含义也值得深入研究。1年和211年，对新疆鄯善县吐峪沟西区北侧石窟进行发掘，共清理洞窟14处，还发现一处上山踏步。出土一些纸文书、建筑木构件等，还发现较大面积的壁画、题记。NK2应是这组窟群的中心建筑，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吐峪沟西区北侧石窟的发掘对研究吐峪沟佛教石窟群的布局及演变等具有重要意义。在陶模、范表面刻划不具有花纹铸造意义的阴线，用以准确控制翻范时范与模间、浇铸合范时外范间、范与芯间相对位置的标识，可称为"线"。据功能具体差别，可分为模上线与范上线两大类。先秦时期陶模、范上线的使用延续较长，技术逐步成熟，这反映了块范法铸铜技术的传承有序和不断革新发展。5年12月至216年1月，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对汉长安城建章宫一号建筑遗址进行发掘，发现由房址和过道组成的主体建筑，以及由庭院和廊道组成的附属建筑，出土较多础石、铺砖、瓦和瓦当等建筑材料，以及陶器、铜器、铁器、铜钱、钱范等遗物，为研究汉长安城增添了新材料。6~213年，对盘龙城遗址内杨家湾的一处商代大型建筑基址(F4)及其周边遗迹进行了发掘。F4残存范围东西*长达3南北宽12米，与盘龙城遗址城址内的1号宫殿基址规模相近，应属于宫殿或宗庙类的建筑，年代大致属于盘龙城遗址偏晚阶段。该建筑基址的发现，为探讨盘龙城遗址的布局提供了新的资料。14年3~9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对巫山大水田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大溪文化、商周等时期的遗迹473处，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遗物18余件。其中大溪文化遗存出土的屈肢葬、人和动物形石饰及一批玉器较具特色，有助于了解大溪文化的原始宗教、社会组织、精神意识等深层次问题。13年，在盘龙城遗址内的杨家湾发掘了7座商代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个别发现腰坑及殉人、殉牲现象。随葬品包括青铜器、玉石器、陶器、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器、漆器和金片绿松石器。墓葬年代大致属盘龙城遗址*晚阶段。杨家湾是盘龙城遗址早、中商时期的一处重要墓地，对认识盘龙城遗址的布局具有重要价值。1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了郑州市马良寨遗址。其中商代遗迹有灰坑、墓葬和陶窑等，遗物以陶器为主，也有少量石器、骨器和蚌器。根据遗物特征，马良寨遗址晚商文化遗存可分为三个阶段。这批材料为完善本地区二里冈早商文化至晚商文化的发展序列和研究郑州商城废弃后当地的文化面貌提供了新信息。6年，在殷墟南部铁三路制骨作坊区发现的89号墓，年代属殷墟文化第二期。该墓规模不大，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包括等级较高的铜柄玉戚及铜骸玉矛，还有玉器半成品、残次品和制玉工具等。结合所出铜觚上的玉璋形铭文，推测墓主可能是从事玉器生产、管理的中小贵族，该墓的发现对研究殷墟手工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