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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新见三枚明末李自成农民军印章资料的讨论,知晓大顺政权在政权建设时,不仅设置了大量的地方行政职官,也设置了不少学官等辅助性质的职官。在整理目前所见李自成遗印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李自成农民军印章的用字问题和该农民军在巴蜀地区的活动,并纠正了文献中有关用印制度的错误记载。文中指出印章因避李自成名字之讳,禁止"印"字入印,而改为"契、信、符、记"等专称,成为其一大特色。从现存的李自成遗印实物情况看,明末大顺农民军在巴蜀地区也一度控制了不少地方,而并非传统上认为巴蜀地区完全为张献忠农民军的势力范围,可补相关历史记载之缺遗。
裴李岗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建筑发展的重要阶段,裴李岗"居天下之中"的优越地位,使其房址具有若干鲜明特征,这些特征是当时建筑形制与技术的产物,对后来中原乃至全国的建筑发展都大有影响。由于使用功能的差异,裴李岗文化的房址丰富多样,或折射社会组织的复杂性,或反映与同期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本文依据平面形状、柱网布局、火塘位置、出土器物等要素,尝试归纳出裴李岗文化房址的三种功能,以及地穴和屋盖结构的演变。
西王母的传说起源甚早,《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中就有相关记载。西王母究竟是人抑或是神?学术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趣的是,殷墟甲骨文中也有"西母",与"西母"并提的还有"东母"。甲骨文中的"西母"与载籍中的"西王母"有无关系,值得认真研究。本文将载籍中的"西王母"与甲骨文中的"西母"作了仔细比对,发现二者虽有差别,却也不无相似性和关联性。二者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周及其以后的西王母崇拜习俗或可追溯自殷商时代。归义军曹氏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于后晋天福九年(944年)嗣任故兄曹元深之位至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诏赐其"沙州节度使"的十一年间,系以"沙州留后"身份统治敦煌,莫高窟第61窟正是这一"非常时期"敦煌以文殊信仰为主导的佛教文化的物质性再现。该窟借鉴了初唐以来莫高窟《维摩变》与《文殊变》相对表现的空间格局与视觉经验,中心佛坛文殊造像与西壁《五台山图》实际上直接脱胎于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塑绘结合的《文殊变》,并因第61窟前例的文殊主题,相应有极大拓展,基于佛坛文殊造像之需要,曹氏画院运用"空间单元"图式结构,重构了中唐《文殊变》中的《五台山图》,赋予其"独立"而宏大的格局,并在以文殊造像为中心的文殊语境中,实现了以《文殊变》与《维摩变》对应结构为主体的宗教与图像内涵的紧密结合。河南南阳地处中原,数年间出土的汉画像砖石和陶俑中有大量的胡人形象,有歌舞者、射猎者、为奴为俾者,或站或跪或骑,姿态各异。这些胡人的形象出现在汉代的中原地区,反映了当时西北少数民族和中原的文化交流。近几年,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摸索出一套系统的方法,即通过利用铜器微量元素、合金元素以及铅同位素来探究金属的流通。结合牛津研究体系与已有的商周青铜器微量元素及铅同位素数据,可以获取商周时期铜铅资源流通网络与合金技术的新信息,进而有助于深入探究商周时期不同地区的青铜生产与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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