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尔是法国画家、新古典主义艺术的代表。作为坚定的古典主义者,安格尔与学院之间具有深厚的渊源。一方面,学院代表了一种艺术生产的方式,通过学院体系,艺术家得以呈现自己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思想;另一方面,学院这一封闭的教学体系又极度依赖于安格尔所创造的艺术语言和形式。虽然安格尔尊重传统,不断借鉴和挪用经典的图示,但传统的碎片在安格尔的作品中不是一种怀旧式的存在,而是一种突破传统和驾驭传统的方式。安格尔尊重前辈,却更坚守自我意识,远离市场的嘈杂和沙龙的评判,专注于作品本身的构思和纯粹的艺术概念,从而实现了一种另类的现代性。而且,安格尔的历史画和肖像画构成一种社会和历史文献,对研究他所处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把安格尔放到19世纪欧洲的语境中,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来建构和还原一个复杂、真实的安格尔。
由于油画材料的特殊性质,容易受气候、保存条件、油画本身材料及制作工艺等综合因素影响,从而出现糟朽、颜料龟裂、起甲、脱落、变色等一系列病害,失去了油画的本来面目。本次修复采用了传统的工艺技法和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对馆藏油画进行了修复保护。
本文通过对不同地域遗址中发掘出土的陶器的胎质、型制、纹饰等特点进行比对,找出其地域差异,并分析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认为陶土资源的分布、土壤质地、地形等环境因素对陶土资源的选取、制作技术、造型及装饰工艺等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龟兹石窟中的立佛列像可分为两大类。类以立佛为画面主体,佛旁绘供养者,多在中心柱窟甬道内,与表现菩萨功德的誓愿题材有关,见于克孜尔第1、163窟、玛扎伯哈第9窟等。画面中的立佛为过去诸佛,而佛旁行供养的人物则为菩萨。这些菩萨像大都可视为释迦牟尼的前世,但也包括其他菩萨的形象。第二类为单纯表现立佛列像,佛像尊格有一部分可推断为过去佛,见于克孜尔第176窟、新1窟等。因此,以立佛列像来表现过去诸佛,在龟兹地区似已形成一种传统模式。龟兹壁画中的誓愿题材成为吐鲁番回鹘时期誓愿画的直接源头。但是,与高昌、北庭相比,龟兹地区的回鹘人在创作誓愿图方面,更多地保留了龟兹本土文化因素。众多誓愿图的涌现,反映了菩萨思想在龟兹地区的上升,这与当时人们对成佛的追求和对"菩萨道"的践行有关。15年3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长治县博物馆在长治县镇里村抢救性发掘了一座金代墓葬。该墓被严重盗扰,随葬品无存,但是出土了一具体量较大的石棺。石棺结构复杂,由棺盖、棺身和底座等部分组成。棺盖由四部分拼合而成,棺身和底座由一整块青石雕凿形成。棺盖、棺身和底座外表面经过磨光处理,且装饰有复杂的图像。装饰技法以细线刻为主,局部使用减地平面线刻技法。棺盖正面装饰折枝莲纹,棺身左右帮板装饰妇人、飞天、云纹,基座束腰部分装饰线刻二十四孝人物孝行图。石棺这种葬具在山西地区发现较少,时代多集中在宋金时期,有明确纪年的数量极少。二十四孝题材在壁画、砖雕等墓葬中出现很多,本次发现丰富了二十四孝组合研究资料,同时为确定同类型石棺的时代提供了参照。
本文以《重建风后八阵图碑》为底本,考证了《风后八阵图记》的异文,显示《重建风后八阵图碑》文献价值。《重建风后八阵图碑》是研究古代兵法和独孤及文学创作的珍贵实物资料。
二里头文化的14C测年研究早在上世纪7年代即已起步,但据其所构建的二里头文化年代框架,始终与考古学分期方案及天文学推算成果之间存在诸多矛盾。近年来14C数据的屡次修订无疑加剧了这种矛盾,使得二里头文化的编年体系与"陶器敏感范围"及"五星聚合时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文化的年代学成果形成了冲击。实际上,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源于14C研究自身的局限。因此,正确认识采样的偶然性、测定的相对性及拟合环节中考古学背景的不确定性,是探索二里头文化年代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加强相关学科的沟通与交流,打破"中原本位"意识的束缚也极为必要。总体来看,当前的14C技术尚不足以支撑二里头文化的定性研究,而只宜作为参考。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构建应通过多元证据的互校和整合来加以完善。5年,国家博物馆征集入藏了1件爯鼎和2件爯簋,它们与此前所见的3件爯器应属同一青铜器组合。国博所藏的3件爯器造型庄重,纹饰精美,且器内均铸有相同内容的长篇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诸件爯器的铭文记载了器主人爯受赐于遣伯、遣姬,因感念其高尚的道德言行,铸作宗庙彝器以奉祀其文考的历史背景。铭中"遣伯""德音""余一子"等称谓、用辞均属金文首见,为研究商周时期的遣氏家族及相关历史、语言、文化提供了新的依据。从几件爯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及等级规格来看,该组青铜器约铸造于西周中期,其器主人爯的身份大致相当于诸侯国封君。
木俑源于战国楚地。汉代木俑集中出土于四个区域,以甘肃为代表的河西地区,以四川、两湖和江苏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其中江苏地区出土木俑以扬州、淮安、宿迁、连云港市域为主,类型多样,有仪仗俑、侍俑、伎乐俑以及动物俑。其所代表的文化传承、内涵以及文化属性显示出楚文化的重要影响。江苏汉代木俑制作延续了楚国木俑制作方法,分别是整木雕刻和拼接。木俑线条刻画上,江苏木俑整体偏圆润,楚俑线条方硬。在发饰、服饰等方面,江苏木俑也与楚俑表现出明显差异。在木俑组合与墓主身份上,西汉早、中期木俑以兵士类仪仗俑为主,侍俑为辅,有一定数量的乐舞俑;中晚期以生活类俑为主,舞俑、乐俑基本消失不见,部分汉墓仅出现动物俑。楚俑"镇墓兽"职能在汉代木俑中已经淡化,但不同地区的随葬木俑在随葬位置上具有一定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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