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尊、疑卣是*近出现的两件有铭西周青铜器。本文根据器形、纹饰和文字特征,认为这两件器物年代属西周早期成王时期。铭文涉及了6个人物,其中鄂侯和宋伯都是西周早期诸侯,宋伯是文献中的宋微子。铭文对西周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周代合体造型玉器,加进了人的参与和主导,这就突出体现了当时社会观念形态中人格意识的进一步提升,显示了结合造型的艺术成果。在西周时,龙神已被人格化,并被尊为人间与神界相依相合、互相沟通的神。玉雨师像即是龙神文化品格被提升的产物。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征集到一批金代雕砖,雕砖内容有门吏、乐伎、孝子故事、花卉、动物、力士等。其中孝子故事砖上有包括孝行排行、孝子姓名等内容的榜题,还有两块花枝童子雕砖。根据文献记载,花枝童子图像应定名为化生图。
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幅表现了48个义民的竹笔长卷,这就是近现代画家司徒乔创作的《义民图》。它是画家的代表作品,也是近现代美术*富时代特征和感彩的作品之一。作为一名极具特色的画家,司徒乔在油画、色粉画、竹笔画等领域都有极高成就。受鲁迅先生影响,司徒乔更多将目光投向了当时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以纪实的手法,用独特的竹笔绘制了多幅广为流传的灾难画。这些作品凝结着作者的深切情怀和时代的悲情声音,向人们讲述着战争时期穷苦大众血泪,既控诉日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也斥责了国统治者的无能。本文从画家的成长历程、创作工具、创作的时代背景,作品的内容介绍、历史地位及灾难画在近代美术形成的原因等多个方面对《义民图》做了系统梳理与研究,使人们在了解《义民图》相关信息的同时,深刻认识到创作者的伟大人格。68年,山东诸城博物馆征集到的元帅右监军印是关系到红袄军史、金蒙宋战争史的重要文物,为此,学术界就该印的归属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金史》《元史》的相关记载,通过对比监军印和《金史》所载金代三品官印的重量,判定监军印并非金代官印;通过勾陈行尚书省及山东淮南行尚书省的变迁,判定监军印中的"山东淮南路行尚书省"即李全所受之山东淮南路行尚书省;通过追溯蒙古前四汗时期军政机构设置及官吏职名的变化情况,判定该监军印所涉之元帅右监军应为山东淮南行尚书省的属官。与既有研究成果相比,本文认为,山东诸城博物馆征集的元帅右监军印既非金代官印,亦非红袄军首领李全本人所有,而应是李全集团重要成员的遗物。近代以来,随着地位迅速下降,西方人的"观"也日益趋向负面,并在19年义和团运动期间达到极点。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在对进行近距离观察的同时,拍摄了一批珍贵的历史照片。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西方人不但延续了19世纪下半叶以猎奇为特征的"观",并且在"黄祸"论的影响下更加蔑视乃至仇视这个国度。本文从乾隆内府鉴藏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入手,综合利用文物、文献、档案等资料,揭示了在乾隆内府绘画的鉴藏过程中,有关藏品的鉴定、考证、征集、唱和、品题、著录,都有词臣的参与。在乾隆内府绘画鉴藏中,词臣的参与不仅仅是泛泛的帮衬而已,很多情况下,词臣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参与内府书画鉴藏活动的官员,主要是南书房的词臣。绘画是传统艺术中*为风雅的一种形式。乾隆选择这些代表当时学术、文化水平的文士参与鉴赏活动,保证了内府鉴藏活动的质量。乾隆内府在书画鉴藏活动中,词臣等参与者有比较明确的职责,但内府并没有专门设立书画鉴藏的机构。南书房是协助乾隆进行书画鉴藏的核心机构。这些文官中不乏擅长书画者,而这些人的待遇、官职,主要参考的也是此前已有的翰林院文官系统的级别和官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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