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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凤翔县南郊唐墓M17中出土的绢质汉文陀罗尼经咒绘写本,其主体内容是唐代盛行的《佛说随求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经咒中心和周边的图像对理解唐代真言的构成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作用。本文对经咒中涉及到的图像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认为经咒中心图像为一头戴虎头冠的披甲执锐武士形象。此类虎头冠图像发轫于西方,向东融汇佛教中的天龙八部思想,进入中土之后,经过了若干次变容和转化,成为具有"护国、护教、护城"战神之力的毗沙门天王形象。这种形象的出现正与凤翔墓地的时代背景相契合。经咒周边为佛教手印、花卉纹等构成的组合图案,以及经咒书写方式的结构—环绕式构图,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曼荼罗坛城的表现形式。凤翔经咒中所表现的思想有可能与墓地杀殉现象存在一定关系。91年,河南洛阳孟津县出土武周岑平等墓志,墓主为唐代名相岑文本、刘洎儿媳。墓志撰者"侄羲"乃岑平等堂兄弟岑景倩之子,岑平等与岑羲实为堂姑侄关系。岑氏刘广宗及其家族墓均在故乡江陵,但其独葬于洛阳邙山,既与其信仰佛教有关,更与自武后时起山东士族与侨姓士族迁移洛阳的潮流相系。南阳岑氏为侨姓高门,入唐尤为显赫,为一门三相,唐代前期只有兰陵萧氏能与之比拟。岑平等卒时,其伯父文本、从兄弟长倩二宰相皆已作古,而撰者对此只字未提,这在习惯自矜门第的唐代士族墓志中显得不同寻常,反映出对武周时岑长倩冤狱的莫大忌讳。该墓志称岑平等仅有一子,即郑州司仓参军刘敦行,据193年洛阳出土刘敦行神道记云,敦行为薛氏所生,岑氏实乃嫡母。汉代为巩固统治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军械勤务体系,重点加强军械生产、储备和维护三个环节。各部门间协同配合,形成严密的运作流程。严谨务实的军械勤务工作,为汉朝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汉朝统治者通过权力制衡机制,确保军械勤务工作的正常开展。西北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为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尹光方鼎"(旧称"逦方鼎""乙亥父丁鼎")与"听簋"(又名"逦簋""京簋")的定名素有较大争议,"逦""唯各""""享京"等字词的断句与解释是整篇铭文释读与确认器主的关键所在。"逦"是动词,佐匹、襄助之意。""读为庭或廷。"各"与"享京"分别是两器的受赐对象与铸器者,故应定名为"各方鼎"(或"各鼎")与"享京簋"。
两汉时期,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发掘来看,墓植柏树与墓葬用柏现象十分突出。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柏木本身的特性及其所引申出来的文化内涵为其盛行奠定了基础;二是,汉代本身独特的文化元素与之融合,互为促进,主要表现为尊亲忠孝的儒家思想、尊君一统的社会秩序、视死如生的厚葬之风。8年8月~12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老坟岗区域发掘了一处仰韶文化-商代遗址。其中发掘的商代遗存中有文化层、灰坑和一段郑州商城的外夯土墙基;出土遗物数量不多,但种类较为丰富,时代为商代二里岗期,多数属于二里岗下层较早阶段;在一些陶器的特征上可以看出有商文化辉卫型、盘龙城型等文化因素。发现的夯土墙基为了解郑州商城外夯土墙的分布与走向提供了新的材料。"酋邦"理论在人类学研究历史中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中的应用更带有主观色彩,尤其是将酋邦和早期国家人为割裂开来的做法很不可取。国家的形成和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是一种机制。"酋邦"描述了由部落向国家转变的一种中间状态,但其内涵并不严谨,不如以集权的出现与否划分一个社会是分化的部落社会还是早期国家。
《淡新档案》是研究清代台湾北部地区经济社会状况的手资料,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与台北知府陈星聚有关的档案。这些资料不仅对认识陈星聚有积极作用,对纠正史志文献的错误也有重要价值。《花东》37版有"迟彝弓、恒弓、疾弓"三种不同的弓,它们分别相当于文献中的王、弧、唐、大、夹、庾之弓。它们使用于H3卜辞主人"子"在学射礼即将结束时。本文对"迟彝弓、恒弓、疾弓"三种不同弓的考证,不仅有助于深化H3卜辞研究,对商代、西周、春秋时期的射箭工具的继承和发展也有一定的认识。在次可移动文物普查过程中,国家博物馆图书馆文物库房发现线装日记手稿《东游琐记》一册。此日记未注明写作年份,记录日期从八月二十日起,至十一月十二日止。日记记录了作者从家乡成都出发东渡日本求学的事宜,涉及留学的准备过程、航行路线、途中见闻、交往的人物以及到达日本后购置的书籍书目与食宿、学费、买书购衣的花销等内容。通过对《东游琐记》内容与作者背景、反映的人物关系、行文风格与笔迹三方面考证,本文认为,《东游琐记》作者正是晚清学者吴虞。吴虞,近代思想家、学者,早年留学日本,因五四时期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而产生较大影响。胡适称他为"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绘制于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中的净瓶,数量庞大,造型多样,有着明显的地域和时代特点。本文通过大量取样、分类,以及与文献和出土实物相互印证,深入分析了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中净瓶造型的发展、变化及成因。得出结论:净瓶造型主要分无盖、有盖、圆盘小颈和罐四大类,每一类中又有多种型、式;净瓶造型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之间既有一致性,又保持了自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净瓶造型除受印度早期净瓶造型和佛典描述的净瓶造型影响外,还受到唐代瓷器、金银器以及萨珊、粟特、拜占庭、吐蕃等地金银器的影响,充分体现了多元文化环境下中外工艺美术的发展、交流,及其在佛教美术中的反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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