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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造像中所表现的供养人像不仅是制作和礼拜佛像的佛教信徒的形象，同时，作为皇帝的臣民、国家和社会的一员，也是他们想确立自我存在的一个形象。本文阐述了佛教造像这一宗教活动是被利用为向统治者和社会表达意志的一个"场所"，供养人像的一个主要功能即是其表现手段。现存佛像当中并非都是地区精作品，也存在很多地方和民间制作的拙劣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从美术史的角度评价较低，但实际上，作为向国家和社会传递意愿的一个纪念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佛教美术研究当中不能只从美术史的角度去研究，也有必要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绍兴塔山甬钟又被称为"自钟"、"自铎"、"之乘晨钟"。由于其铭文无论在文字释读方面，还是在标点断句方面，都还存在着多种不同看法，所以有关该钟器主名字的认定也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器主是"自"，有的学者认为器主是"之乘晨"，有的学者认为器主是"之乘辰"。在之前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主要做了以下两方面工作：，对铭文中在判定器主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的文字，重新进行了详细地考订释读；第二，对徐国铜器铭文中器主自述身世的方式进行了总结，归纳出两种习惯模式，即"徐王/君(某某)之子/孙(某某)"和"某某，余某某之子/孙/甥"。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器主之名应为"之乘辰自"，当是与"足利次留"、"乍讯夫叴"、"斯于"一样的"夷式名"。
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新建养病院碑"记录了近代天津西式机构—"总督"(俗称马大夫)的建设过程。作为重要的物证和史料，该碑虽然简单记载了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根济在天津行医和参与建立"总督"的事迹，但是碑文主要内容却是歌颂李鸿章在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马根济与该院关系到底如何?本文将结合天津博物馆藏有关文物和文献资料，探究以马根济为代表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是如何通过影响李鸿章等社会上层人物，促进天津西式机构建设的起步和不断发展的。本文检视了欧洲启蒙思想在19世纪末2世纪初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传播过程，展示了当时的在接受和贯彻启蒙理念方面所遭遇的重重困境。首先，进步知识界在宣传启蒙思想时发生了多重分歧。其次，欧洲启蒙运动整体价值在的引介和落实遇到了一个严重的实际障碍，即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现实紧迫生，使"救亡"压倒了"启蒙"。*后，俄国十月后马列主义话语的广泛传播，显然也是启蒙话语在长期陷入低迷的一个重要动因。本文强调，所谓"散亡"压倒"启蒙"，所谓马列主义淘汰"启蒙"，这些说法其实都是片面的，因为迄今为止的现代化进程，本质上都没有偏离启蒙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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