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分岭南战国秦汉墓葬中，随葬器物的空间分布和保存状态显示出"架棺"的迹象。结合广州汉墓中"架棺"和"架举棺室"的实例，以及部分岭南战国秦汉墓葬中墓底柱洞和凹槽的发现情况，推测"架棺"葬俗在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越人墓葬中使用较为普遍。"架棺"的方式较为复杂，此葬俗的文化含义也值得深入研究。1年和211年，对新疆鄯善县吐峪沟西区北侧石窟进行发掘，共清理洞窟14处，还发现一处上山踏步。出土一些纸文书、建筑木构件等，还发现较大面积的壁画、题记。NK2应是这组窟群的中心建筑，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吐峪沟西区北侧石窟的发掘对研究吐峪沟佛教石窟群的布局及演变等具有重要意义。王翚一生临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已知的至少有七本，今存世有三本，分别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辽宁省博物馆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临仿时间*早的为《过云楼书画记》卷六所引《真迹题跋录》记载的"石谷《富春山图》尚有壬寅长夏避暑修吉堂临本"。因恽寿平与王时敏都曾经提到王翚在常州为唐宇昭临《富春山居图》，以致学界以为给唐宇昭的临本便是"壬寅本"。但顾氏过云楼旧藏《真迹题跋录》一书稿本还存世，据书中所记，知"壬寅本"并非为唐宇昭所临，而是另有其人。本文通过文献与书画材料，考证了《真迹题跋录》的作者以及"壬寅本"的上款人身份，并对王翚康熙十一年(1672年)与常州近园主人杨兆鲁的交游以及在近园的活动作一钩沉。吐鲁番阿斯塔那M14M233和阿斯塔那西区M4M49等4座墓葬在发掘报告中被认为年代较晚。但通过将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周边相关墓葬比较可见其年代或可早到十六国早期。在西晋甚至曹魏时期，汉式墓葬已在吐鲁番出现，且与河西敦煌、酒泉等地墓葬的面貌接近，或与当时历史背景有关。
玉米洞遗址于213年被正式发掘，发现两处用火遗迹，出土数千件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等。划分出的15个文化层叠压关系清楚，均出土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出土的石制品原料多为就地取材，以工具为主，多为修理毛坯刃缘加工而成。第2~4层的测年数据为距今8年至4万年，该遗址堆积连续，是长期反复利用的营地居址。15年8~1月，对吉林农安县左家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较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左家山下层文化和左家山上层文化遗存，清理出灰坑、灰沟、灶等遗迹，出土较多陶器、石器、骨器及动物骨骼等遗物。此次发掘，为进一步研究左家山下层文化和左家山上层文化的内涵、年代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资料。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万柳堂图》表现的是赵孟頫、卢挚等人在廉氏花园雅集的情境。以往此图常被认为是记录史事和呈现古代北方私人园林的图像资料。不过，从绘画风格和印鉴来看，《万柳堂图》并非赵孟頫真迹，而是后人根据元代以来诸种笔记所载万柳堂雅集故事编绘而成。万柳堂今已不存，对比文献记载和历史地图综合考量，其旧址当在今阜成门外西南方位，而《帝京景物略》中有关记述不足采信。至于其时万柳堂雅集的主持者廉野云，当为廉希宪五子廉恒。《万柳堂图》画上有赵孟頫题诗，字非真笔，内容则系赵氏诗作，康熙间始收入赵孟頫全集，诗中既有对雅集的记录和对主人的赞誉，也暗含赵孟頫复杂的退隐心理。王岑伯的《书学史》比祝嘉的同名著作早问世28年，是我国部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史著作。王岑伯是河北乐亭人，是李大钊的同乡好友，早年供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他的《书学史》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其一是手书石印本，其二是铅字仿古排印本，其三是哈尔滨《教育月刊》连载本。书中内容以上古时代的传说人物仓颉开篇，收笔于晚清翁同龢。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的活动和当时"整理国故"的思潮，可能是王岑伯撰著《书学史》的诱因。《佩文斋书画谱》可能是他写作《书学史》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因为这部书是晚清文化人书画史知识的主要来源。王岑伯和他的《书学史》长期不为学界所知，表明书学研究仍待进一步深入。抗战时期，国土沦丧，国家处于危亡之际，西北被看作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泉源，南京国民对此高度重视。华山因是西北的重要景点，又是中华民族英勇威武、坚韧挺拔的象征，适时成为一批爱国者抵御日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寄托，于是登临华山抒发胸襟便成了的表达方式。如今我们看到的"万方多难此登临"、"气吞东瀛"、"河山永固"和"正义战胜"等，正是这方面的反映。这些刻词所指陈的爱国精神给后世观览华山者时刻以警醒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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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庄遗址前段遗迹主要有贵族墓葬、车马坑和祭坛，出土遗物以周文化因素为主，是防守森严的城址，应为齐公册封庶子镇守的齐国北界边防军事重地。该遗址后段多见一般性居址，仅在孝、夷之时突然出现两座甲字形大墓，这种突变可能与周懿王烹齐哀侯立胡公，胡公为躲避哀侯旧臣临时徙都薄姑有关。瓦店遗址是颍河上游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中心聚落，出土有大型环壕、祭祀遗迹群以及**遗物，具有早期都城的特征。对瓦店遗址地理环境、文化特点等方面的探讨，有助于揭示早期都邑以及早期文明的特征。文章通过对纳尔逊·艾特金斯美术馆收藏的《晴峦萧寺图》流传过程的梳理，发现《晴峦萧寺图》曾在宋代进入过内府，但之后一直隐于民间，其流传过程不详。直到清初，为梁清标收藏，但梁氏仅钤盖四枚收藏印，似未对其定名。梁死后，《晴峦萧寺图》后又经徐乾学、缪曰藻收藏，1841年为徐渭仁所得。该画归于李成名下可能始于缪曰藻，后由徐渭仁定名为《晴峦萧寺图》。该画后又经沈树镛收藏，并在其《养花馆书画录》中首次著录。该画*后一位收藏者林熊光于1939年在日本京都得到此画。挂轴后由居住日本的意大利籍人士米开朗基罗·佩林蒂尼所得，并在1947年售给纳尔逊博物馆。《晴峦萧寺图》画中建筑"仰画飞檐"的画法也与沈括对李成画风的记载相吻合，建筑样式前佛殿后高阁的格局、斗拱样式、塔刹的装饰等也具有比较鲜明的宋式建筑特色。但与画史记载的李成画风相比较，将之归入李成名下似乎证据不足，尽管如此，此画仍可以确定为北宋李成流派不可多得的杰作。43年8至11月，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唐代帝陵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收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的文物和艺术资料，对于唐代帝陵和石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唐陵考察日记》等新发表资料的研究，初步分析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唐陵考察活动的经过、方法、成果，并指出其在考察规模、石刻分期、资料保存、文物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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