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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出土的《唐兀公碑》是我们研究宋元以来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史料。"唐兀"二字是地理概念,而非种族或民族概念,其正确含义应该是指西夏王国统治区域,其引申之义可能应泛指生活在西夏境内以党项羌为主体的诸多民族而言;另一方面又是蒙古族对党项人的称呼。濮阳出土的唐兀公碑其族属应为西夏党项无疑。"阙"是我国古代王都宫门或者城门之前的装饰建筑形式,是悬挂法令之处。阙*早出现在西周,直至春秋时期,只有周王室与鲁国的城门之前才有这种形式。战国时期,"阙"成为各个诸侯国都城门之前的建筑。战国中期,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年),商鞅按照魏阙的样式"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冀,先秦时期指晋南;文中所说的"冀阙"就是立在魏国旧都安邑宫门之前的阙。从此我国古代的"阙"又有"冀阙""魏阙""象魏"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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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是清代中晚期的学界泰斗,金石收藏和鉴赏是他案牍之余的主要学术活动之一。他收藏、鉴赏的吉金时代跨度大,上起商周,下至隋唐。除了考释铭文外,他还与师友弟子评鉴、歌咏之,以达到闻见三代以上之道的目的。有时他还将其作为实用器物以供在重要场合使用,并且仿铸一些为老者祝寿,或是陈列于文庙、府学、藏书楼中。贞石是他金石鉴藏活动的另一重要部分。本文除了系统梳理阮元的金石鉴藏活动外,还出其金石鉴藏活动的特点。金石鉴藏活动贯穿于阮元一生;他鉴藏金石古物的品种范围很广,时间跨度大;金石资料除了用于赏玩外,更多地是为学术服务;*后,对吉金的仿铸和贞石的保护也是其金石活动中极具特色的内容。上海博物馆早年入藏了一件伯弘父盨,器形和文字从未发表过。通过对器物类型学和纹饰的研究,可以确定时代在西周中期。器盖同铭共有二十七个字,记载了在二月初吉丁卯日这一天,伯弘父作器在宗庙里宴飨宾客。青铜盨自名为"(米丩)"还是首次发现,此字应该是"簋"的异体字。这件器物对于研究青铜盨形制的发展、自名的演变以及西周时期的礼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关于求雨的"雩祭"了,此后历代相沿,可谓源远流长。早商时期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两例骨刻文""和""形近而义同,它们可能就是这种雩祭的原型。在郑州商城遗址发现这类祈雨的文字资料,这和郑州商城所在的地理环境及其当时一度干旱缺水的气候条件都有一定的关系。
本文根据近年来出土资料与相关文献对元至明初景德镇地区制瓷技术及其源流作了较为的考察。包括对元代青花、釉里红、蓝釉、蓝地白花、孔雀绿釉青花、孔雀绿釉金彩、卵白釉瓷,元明黑釉、红绿彩瓷,明初高温色釉瓷,宣德官窑仿汝、哥、定、龙泉窑产品,宣德官窑铁绣花制品等的考察,以及对元代开始使用的瓷土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元明青花料,元明釉上彩料,元末明初景德镇窑装烧技术及其源流的考察。总的来看,元代至明初景德镇制瓷技术有了空前进步,不仅吸收了国内许多窑场的烧制技术,也汲取了中东、韩国等地区的制瓷技艺;又将产品与技术扩散到这些地区,特别是产品大量销往欧亚大陆,标志着景德镇早期化的开始。大字墨笔手迹类历史文献千差万别,临摹复制的方法多种多样。大字墨迹的临摹复制是多种技法综合且灵活应用的一种制作。如何理性地把握其技术内涵,会直接影响这一传统技术的使用价值和其它手迹类文献复制之专业水准。笔者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实践,了不勾勒字迹边线,通过拷贝工作台的灯光映照,在复印件上直接铺纸描摹的复制方法,即依靠扎实的笔功基础、严谨的操作步骤,在对应的载体上一步步做出整体的复制效果。本文从制作工艺的角度对大字墨迹的临摹复制技艺进行一些梳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无锡博物院新近征集到华氏家族旧藏文物2余件,多为家族文献资料。该家族历史悠久,而重孝之风一以贯之。通过历代题咏、著文、绘图、抄写,华氏家族孝文化以书法、绘画为载体,物化为一件件珍贵的墨迹实物,实现了家族孝文化与书法艺术的结合,成为书法的一大亮点。其内容包括由家族成员发起征集的、歌颂华氏家族孝德的原创诗文作品,抄录家族先代遗文的书法作品以及与华氏家族有关的乡邦文献作品。这些家族资料通常以亲笔墨迹的形式出现,一般不进入书画市场流通,故得以留存至今。其中不乏佚文、孤本,极具珍贵的文物价值和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价值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填补史阙的文献价值;勘比对的版本学价值;拾漏补遗的书法史价值。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遣册中多见"甘羹"一物,但一直都被研究者误释作"白羹"。根据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的"甘"字,结合其他一些相关材料可知,所谓的"白羹"应当改释作"甘羹"。"甘羹"是指用枣、栗、饴、蜜等甘物调和而成的甜羹,是研究我国早期烹饪史的宝贵资料。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办了专家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制作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此次专家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釉砂和玻砂是处于原始阶段的玻璃制品,其内部结构和化学组成均与成熟的玻璃有所不同。釉砂和玻砂不是完全的玻璃态物质,而是部分玻璃态和晶态石英砂的混合体。釉砂与玻砂的主要区别则在于二者烧成温度不同,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玻璃化程度的差异。但由于烧成温度和玻璃化程度确定的难度,以及在使用上可能造成的困惑,建议舍弃玻砂称谓,而仅以釉砂一词来命名此类处于玻璃发展*初阶段的制品。在原料配方和烧制工艺等方面,釉砂为后来成熟玻璃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釉砂可被视为玻璃的前身,或可称为"原始玻璃"。本文通过对贵州汉墓出土灯具尤其是青铜灯具分布地域和类型的考察,结合相关文献,指出出土多枝灯等青铜灯具的汉墓墓主可能是当时郡县统治阶层,青铜灯具的分布地区有可能就是汉代在今贵州境内设置的郡县所在地。9年,在洛阳市洛南新区龙盛小区B区发掘18座唐宋时期墓葬,这些墓葬大多数被盗严重。其中,唐墓M27保存完好,为长方形墓道土洞墓,出土有陶瓷器、三彩器、银钗、铜镜及铁剪等。周代合体造型玉器,加进了人的参与和主导,这就突出体现了当时社会观念形态中人格意识的提升,显示了结合造型的艺术成果。在西周时,龙神已被人格化,并被尊为人间与神界相依相合、互相沟通的神。玉雨师像即是龙神文化品格被提升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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