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时期，悬镜常被悬挂或镶嵌于墓室的顶心位置。长期以来，它只是与其他铜镜一道被视为普通陪葬品而未在功能上严格区分。从宋辽墓室悬镜的装饰纹样、所处位置以及图像配置关系来看，它在墓室中扮演着灵魂升往仙境入口的重要角色，是纵向图像体系的尽头，也是人间与仙境的通道节点所在。它虽在表现形式上受到建筑藻井营造方式的影响，但在思想诉求上体现的却是古老的"引魂升天"母题。它是两汉玉璧纹样和"天门"铜牌在宋辽时期的时代呈现，又结合了唐代藻井莲花图案的佛教内涵。我们以此为契机，可以对宋辽墓葬图像体系的整体装饰目的和根本诉求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当阳峪窑瓷枕以其特色的工艺、洒脱的装饰代表了当阳峪窑的制瓷水准。本文论述了当阳峪窑瓷枕的装饰工艺特点，并将当阳峪窑瓷枕与河南其他窑口瓷枕做以简要对比。北宋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书画收藏，建三馆秘阁以藏之，并把馆阁收藏的法书汇刻成帖流布天下。北宋以秘阁为主的鉴藏机制堪称完备，几乎各朝都要下诏搜集遗失在民间的图籍文玩，各朝的馆阁收藏较前朝都有显著的增加。以秘阁为主的馆阁收藏到宋徽宗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北宋馆阁书画墨迹收藏的极大丰富，为修书、刻帖、书画著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晚明以来，在江南地区出现大量的以文学、艺术为擅场的艺术家族，其中尤以常州地区的恽氏家族为特别。在恽氏家族中，早期以诗书传家，到晚明起，则以艺术传家，一直绵延至清代中后期，时间长达数百年。在恽氏艺术家中，以恽向和恽寿平的成就*为突出。恽向是恽氏艺术家族中个以绘事见长者，是恽氏家族从诗礼传家到以艺术传家的关键人物，是家族转型期的先驱。他不仅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画家，更是一个在画学思想、创作理论方面有所建树的学者，在晚明山水画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考察恽向及其艺术成就，便成为恽氏艺术家族研究不可绕过的一座分水岭。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恽寿平研究较多，而对恽向则鲜有所及。基于此，本文在在前人有限的研究基础上，以恽向传世作品和时人文献为依据，对恽向生平事迹、山水画成就、画学理论及其对画坛的影响展开论述与考察。恽向及其画学理论与画风，是晚明时代热衷传移模写、外师造化的山水画家的缩影。本文便是借一个艺术家族的个案解析，为人们认识晚明时代的山水画风提供另类参照。
本文对明代清官海瑞祖居、祖墓的考古调查获一批重要发现，海瑞的迁琼始祖海答儿因来海南屯田守边，居住在今海南省屯昌县新兴镇石峡村，死后也葬于此处。而后，这里成为迁琼海氏家族墓地，海瑞的(谢氏)也葬此。这为研究海瑞的族源、籍贯、族别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有律文"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御史，丞相长史以及相国长史的禄秩是一千石"，本文认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御史长史，丞相长史以及相国长史的禄秩是一千石"。8年，在洛阳市洛南新区发掘两座西晋时期墓葬。两座墓分别为单室土洞墓和双室砖券墓，出土有陶器、青瓷器及铜器等。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体现了明显的时代特征，而墓中出土部分青瓷有南方瓷器特点，体现了当时南方器物向北方传播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1年，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的高潮，*终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2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历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展出了清帝退位诏书、清朝传位玉玺及清朝的龙旗等一组具有特殊意义的典型文物，共同见证着1年前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本文拟结合历史背景对这一组文物的内涵、影响及流传经过等进行分析。9年，在洛阳市洛南新区广利街发掘45座唐宋时期墓葬，大多数被盗严重。其中，唐代土洞墓C7M395保存完整，出土较多三彩器，为研究洛阳地区盛唐墓葬提供了实物资料。平原墓为砖筑双室墓，由墓道、墓门、前室、左右耳室和主室等组成，在墓门门洞的正上方和墓道两侧墙壁上绘有壁画。出土有瓷器、金银器、铁器、铜器、玻璃器、墓志等遗物，年代下限为兴宗末年。梯子庙4号墓为砖筑单室墓，由墓道、墓门和主室组成，出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等遗物，年代为辽代中期。经过3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三门峡市区、陕县和灵宝等地，发现战国至秦汉时期墓葬3余座，出土陶、铜、铁、玉及骨器类等随葬品43多件。这些墓葬形制特殊、演变规律明显，随葬的蒜头壶、茧形壶等极具特色，墓主人的埋葬姿势等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被定名为秦人墓。其上限为战国晚期，下限至西汉早期。如此规模的秦人墓葬出现在三门峡地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形成的，这对研究秦人的发展历史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先秦时期中原地区青铜镞出土数量巨大，种类丰富，形制多样。各种不同类别的镞随着时代的发展，都在不断地演化。这种演化有鲜明的特征。镞的基本功能是杀伤性，但也有并无锋刃的镞。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文献中有镞有"八矢"的记载，但却没有具体的形制规定，通过考古出土的镞和发现的文字、青铜器上的画面，可以对文献记载提供物证，考证出哪些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八矢。
四川省阆中市石室观题刻共有18幅，其中第5幅(编号为T5)为《隗先生铭》。《隗先生铭》题刻保存较好，大体可通读，全文约9字，内容丰富，书法精美，年代为南齐永明七年(489年)。该题刻除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早期道教资料外，还证明了南齐时期阆中属巴西郡，而非北巴西郡，并且纠正了《舆地纪胜》中某些错误记载。黄胄是我国近现代人物画大家，他一生以大量速写为绘画创造根基，开创出一条与科班画家迥然有别的全新绘画之路，在海内外有深远的影响。黄胄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早年拜师赵望云学画、协助其创办《雍华》图文月刊、两次到河南"黄泛区"写生，这些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也决定了他不平凡的艺术人生。本文试以黄胄协助赵望云创办《雍华》图文杂志为线索，通过比较详实的资料解读其当年负责《雍华》杂志的种种历史情况，并对其"黄泛区"写生及早年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做一定的讨论，抛砖引玉，以俟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研究黄胄早年的艺术成长经历。通天洞遗址以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遗存为主，另发现少量细石器遗存。旧石器时代发现灰堆等遗迹及石制品、动物骨骼等遗物；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遗迹有灰坑、石棺等，出土陶器、铜器、铁器及炭化小麦等。该遗址为新疆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对了解古人类演化、构建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公簋铭文"唯王廿又八祀"是指文王廿又八祀，它与今本《竹书纪年》、《逸周书》、《国语》、《左传》等所记载的西周纪年是统一的；"维王某祀某月"与"唯王某祀"有区分，其中"祀"的含义不同。以上成果有助于西周年表的重排。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大量的俄侨涌入哈尔滨。在中东铁路管理局及所谓的哈尔滨自治公议会的庇护下，俄侨具有诸多的特权，但官方政权也有许多力不能及之处。受早期俄罗斯公民社会思想的影响，哈尔滨的俄侨成立了诸多的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这为其民间治理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空间。在哈俄侨非营利组织民间治理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协调、与沟通、社会服务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这些民间治理经验对其后的哈尔滨解放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工作站对华信学院新校区内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战国空心砖墓葬6座。该发现为新郑地区战国中、晚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李鸿章是晚清大臣，对当时的内政、关系影响极大，其一直是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他的传世著作基本上被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8年出版的《李鸿章全集》囊括殆尽，这无疑将推动李鸿章研究朝着更深、更的方向发展。李鸿章研究还存在许多缺漏和不足之处，如在材料的使用上，有研究者不断发现和挖掘新材料，然仍有少许遗珠不曾刊布。近来笔者主要根据晚清至今的相关文献，辑录了李鸿章四篇集外文和一首佚诗，并对相关材料进行了补充疏证。鉴于其在晚清历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这些集外诗文无疑为李鸿章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对识其散文创作、史学见解、生平交游乃至晚清文化诸方面均有重要意义，并有助于推进对整个近代史的认识，值得研究者重视。本文对新近发表的郑孙买地券中的"酒醉物故"一语进行补释，认为此语并非实指因醉酒而亡，应当是古人对死的一种讳称，这一讳称当与道教信仰有着很大关系。学院派艺术始于16世纪末的意大利，后逐渐成为欧洲主流艺术流派。特别是法国学院派，因官方的格外重视与高度参与而成为19世纪法国艺术的代表形式，并奠定了法国作为欧洲艺术中心的地位。长期以来，学院派被视为印象派的敌人，为腐朽、僵化、保守的形象所笼罩。本文试从历史的维度，重温"学院"以及学院派在法国的发展，再现学院派在自由与权力的博弈中摸索前行，并逐渐形成现代法国美术教育与创作机制的特殊经历。15年3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长治县博物馆在长治县镇里村抢救性发掘了一座金代墓葬。该墓被严重盗扰，随葬品无存，出土了一具体量较大的石棺。石棺结构复杂，由棺盖、棺身和底座等部分组成。棺盖由四部分拼合而成，棺身和底座由一整块青石雕凿形成。棺盖、棺身和底座外表面经过磨光处理，且装饰有复杂的图像。装饰技法以细线刻为主，局部使用减地平面线刻技法。棺盖正面装饰折枝莲纹，棺身左右帮板装饰妇人、飞天、云纹，基座束腰部分装饰线刻二十四孝人物孝行图。石棺这种葬具在山西地区发现较少，时代多集中在宋金时期，有明确纪年的数量极少。二十四孝题材在壁画、砖雕等墓葬中出现很多，本次发现丰富了二十四孝组合研究资料，为确定同类型石棺的时代提供了参照。国博藏战国错金干支仪，1959年入藏历史博物馆，原在通史陈列中展出，但鲜为外界重视。作者*近对这件器物做了考察、研究。通过仔细观察，对它的尺寸、形制、铭文、使用方法等，一一做了细致描述。将这件器物与战国墓和汉墓出土的干支筹进行比较，认为此器铭文与河北柏乡县东小京战国墓出土的象牙干支筹字体*为相近，应属同一国别，即战国时期赵国的器物，属于三晋系统；而出土汉代干支筹的字体则可能属于新莽前后。*后，讨论了干支在古代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这件干支仪设计精巧，类似今日箱包上的锁，比干支筹更适合推算时日，非常罕见，对科学技术史和战国秦汉社会风尚研究，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值得学界关注和重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存在许多争论。在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的北移有三条路线可选，即北线、东线和南线。从北线铜陵、繁昌间渡江转移是比较安全的。新四军经该线北移路程较近、地形熟悉，掌握敌伪的活动规律，准备*为充分，具有优势，有敌顽矛盾可以利用，有渡江的经验可以借鉴，遭到拦截，可能遭受的损失也是的。但从北线转移也有不利因素，主要是敌顽的封锁和国散布了新四军北移消息。由于各种原因，皖南新四军*终放弃了从北线转移的计划。其主要教训是：项英犹豫动摇，丧失了渡江的时机，高估了困难，没有舍局部而保整体的决心。无论新四军选择怎样的北移路线，大北渡长江和复杂的敌情迟早都是要面对的。14年秋，由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的周原考古队发掘了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位于岐山县凤雏村南，北距原凤雏甲组基址约4米，编号为214ZYIIF3(凤雏三号基址)。基址平面呈"回"字形，四面为夯土台基，中间为长方形庭院；总占地面积约218平方米，是迄今发掘的规模的西周建筑遗址。三号基址庭院中发现了一处特殊的立石和铺石遗迹；外围出土了金箔、绿松石、原始瓷器残片等贵重物品。基址始建于西周早期，中期前后曾大面积失火；庭院中的立石、铺石遗迹在西周晚期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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