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兰坡先生提出华北地区旧石器存在分别以大型石器与小型石器为特征的两大文化传统。本文通过对华北地区主要的旧石器遗址和地点文化特征的总结分析,发现石料的分布和两大文化传统的分布是完全重合的。所以,这种大小石器的分布区域不是文化因素的结果,而是自然资源(石料)分布差异的结果。所谓华北旧石器两大文化传统,是在受到原料制约的情况下自然产生的文化面貌。大甸山墓地212年共发掘墓葬198座,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土洞墓和瓮棺墓。土坑墓为云南地区青铜时代常见,而土洞墓则是首次发现。出土遗物以青铜器为大宗,弯刀、矛、钏、钺、剑*多。土坑墓年代大致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晚期,可能与西北地区的氐羌文化有关。土洞墓年代大致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或为古哀牢遗存。12年,马鬃山玉矿遗址地点发掘了灰坑、房址、石台基等遗迹。属于汉文化与骟马文化的两类陶片并存,发掘区遗存的年代初步推定为战国至汉代。本次发掘的为选料作坊区,半地穴房址大多应为作坊。作为包含防御区、采矿区、选料作坊区等的早期玉矿遗址,马鬃山遗址直观展示了当时的矿区聚落形态。据《三国志·魏书》记载,魏明帝死于景初三年,少帝继位后,仍称当年为景初三年,但次年则改称正始元年。"景初四年"的年号实际上并不存在。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盘龙镜为东渡的工匠在日本制作,因不能及时得知魏朝皇帝改年号之事,所以在铜镜的铭文中使用了"景初四年"的年号。9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河南汝州市煤山遗址的西部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龙山时期的土坑竖穴墓6座。墓葬分有二层台墓和无二层台墓两种。出土遗物以彩绘陶器为主,器类有壶、豆、罐、杯、碗等。遗物有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因此墓葬的埋葬习俗应受到石家河文化的较大影响。5~26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对长乐宫六号宫殿遗址的主体建筑及其附属建筑进行了发掘。附属建筑分两部分,均由殿堂、廊道、散水和院落组成。从出土遗物看,该建筑始建于西汉初期并一直沿用到王莽时期。根据发掘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六号宫殿遗址应是长乐宫的前殿旧址。1年初,对东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窑址进行调查,共发现3多处窑址。同年3~11月,对南山窑址进行发掘,共揭露3条窑炉、8个灰坑、2个贮料坑、1条水沟和若干个柱洞,出土大量原始瓷器。南山窑址是一处商代几乎纯烧原始瓷的窑场,为探索瓷器起源、原始瓷产地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7年以来,对山西翼城县大河口墓地进行了发掘,已清理多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棺椁,墓主多为仰身直肢。大中型墓以随葬青铜器为主,小墓以随葬陶器为主。这处墓地墓主的国族名为"霸","霸伯"是权力拥有者。大河口墓地的发掘对于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具有重要意义。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成都龙泉驿区青龙村的一座砖室墓进行发掘。墓葬为较大型的长方形双室券顶砖墓,墓圹平面呈"亚"字形,两墓室均由封门墙、墓室、棺床、耳室和肋拱组成。此墓是迄今发掘的除王建永陵之外的级别的前蜀重臣和分封亲王墓葬,为前蜀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1年,对江苏苏州市木渎古城进行发掘,发现五峰村北城墙和城壕遗迹、新峰村南水门遗迹,以及东、西城墙遗迹等,出土遗物有原始瓷器、陶器等。初步推断北城墙修建于春秋晚期,南水门使用时期为春秋晚期。木渎古城应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木渎古城的发掘为探索吴国都城所在提供了重要线索。1年,对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了5多处洞窟和许多窟前遗迹,以及一处地面佛寺。新发现壁画面积约2平方米,还出土大量文书残片。吐峪沟石窟均是多层式的组群布局,新清理的两处礼拜窟应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吐峪沟石窟寺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古代佛教石窟等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6年至27年,湖北省丹江口市的莲花池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6座,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随葬品。结合出土器物特征,这些墓葬可初步分为两期。期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第二期为西汉早中期。这批墓葬是研究丹江地区战国晚期楚文化、秦文化和西汉这三段重大历史时期的重要考古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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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石文化方孔石器发现之后,对它的用途一直认识不太清楚。经对新出土的仰韶文化方孔石器的观察和研究,可初步推断,其应为远古时代的乐器——方孔石磬。5年5~6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河南中博股份有限公司住宅楼工程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宋金墓葬12座,均为竖穴土坑洞室墓,出土一批陶瓷器和钱币。为郑州地区宋金墓葬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由于旧石器时代饰品的发现较少,且分布零散,所以关于饰品的研究多集中于前期制作,而对于穿系方式少有深入,这就成为目前旧石器时代饰品研究的新领域。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中出土有3件穿孔饰品,通过对其穿孔位置和表面绳索压磨痕迹的观察分析,饰品可以明确识别出单绳单孔、单绳双孔、双绳单孔和多绳单孔四种穿系方式,相应形成以串饰和坠饰为目的的多种穿系方式的组合。这项研究为探索旧石器时代饰品的制作工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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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记载的文献,是古代历史研究的主要依据。但在物质文化领域,文字记载则不够、具体和形象,给学术研究造成局限。直到2世纪中叶,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学者在继承传统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利用出土和传世文物中的形象史料,结合文献对文化史问题进行研究,形成形象史学的研究方法,并取得突出成绩。在考古学科快速发展,提供大量出土资料的基础上,形象史学的理论方法逐渐为学界认同,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创新。"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的完全用绘画、雕塑等艺术形象研究表述的通史,是形象史学创新理论的新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工程的竣工还可向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语言和国界的读者展示历史,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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