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藏日本出光美术馆的西周时期青铜器静方鼎是成康时期的器物。这件器物的作器者与传世静簋、静卣的作器者并非一人，前者与另一件传世器小臣静簋的作器者为一人，生活在成康之世，静簋、静卣的作者则主要活动在穆王之世。静方鼎的作器者曾与"安州六器"的作者中以及召公、南宫氏等展开过对南土江汉地区的经营，这次经营与昭王时期的伐楚亦非一事。新发现的鲍子鼎铭文，经吴镇烽先生考释，基本无疑义。本文仅对铭文中"君"字的理解略事补苴，并对"柬"字的考释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柬"当读为"间"，训为"间隙、嫌隙、隔阂"等义，是作器者鲍子委婉地祝愿鲍家的女子仲匋姒不要被夫家所出的意思。铁岭墓地是郑韩故城西北方向一处面积巨大的邦墓地，墓葬排列密集而有规律，29年发掘了十余座铜器墓，对于认识铁岭墓地的性质有重要的意义。6年以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区西北部的河南置业有限公司和河南电力工业学校发掘唐墓两座，其墓葬形制保存较为完整，出土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木器等珍贵文物，年代分属初唐和中唐两个时期。其中河南电力工业学校所出墓志为研究唐代社会提供了可信的资料。
通过对后唐天成四年(929年)《重修定晋禅院千佛邑碑》进行笺释，纠正了清代学者毕沅、王昶等就碑文作者、禅果寺始建年代、时任安国军节度使为何人等做出的误判，并对僧稠禅师与禅果寺之关系进行了探讨。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严重影响了军政上下统一和将士团结协作。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新军内部官长矛盾、管理废弛是根本原因，党人对新军的不断渗透是重要原因。但这并未引起清和湖广总督瑞澂的足够重视，因而没有及时整顿，防患于未然。本来鄂省军政已面临严峻的形势，但总督瑞澂不仅不能未雨绸缪、因势利导，反而采取强势高压措施，直接导致新军顺势走向反面，公开对抗。正是湖北新军内部的异动，成为导致武昌起义爆发的重要缘由；湖北新军的响应和倒戈，是武昌起义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6年河北省南宫市后底阁村遗址出土佛教造像283件，其中两件是以韩善行为首的士兵在龙朔三年(663年)和调露元年(679年)出征前造像。造像记中"见亲之日不期"，体现这些士兵平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因战争才被临时征召随军。造像记中有"诸行人等沐浴洗心，终身皈敬"之语，"行人"是这些士兵的自称，他们都属于行军，可能都是兵募。唐灭百济后，百济复国势力不甘失败，龙朔三年九月唐军在白江口之战中击败百济、日本联军，韩善行等5人同年六月出征，他们应该参加了的白江口之战。唐罗战争之后双方再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但从调露元年韩善行等人东征题记可以看出，双方剑拔弩张的形势仍然存在。前后两件造像记士兵勋官的对比，反映出兵募的变化。济南卫巷遗址位于济南市历下区，北至泉城路，南到黑虎泉西路，东临天地坛街，西接榜棚街。8年8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在配合此区域基建项目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处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一罐宋代金银器，其中金器1件，银器25件，器型包括金簪、金钗、金耳坠、金环、银钗、狮形银配饰、银钏、银镯、银壶、银盒、银块等。其中金簪、金耳坠造型生动传神，属于工艺品中的上品。此次发现的金银器种类繁多，数量较大，在山东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尚属首次，填补了此类型考古发掘的空白，为研究宋元时期金银器的工艺演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对于研究北宋时期济南地区贵族妇女的装饰以及制金工艺等都具有重要意义。12年秋季，四川大学考古实习队在武胜县开展田野实习期间，调查了该县桃源村北一处圆形石室，发现石室内壁及顶部均雕饰精美图像，随后对其进行测绘。石室开凿于崖壁，平面呈圆形，洞口暴露在外。石室下部凿出一圈平台，洞口有门槛石，底面向门外倾斜，有排水槽。石室内壁雕刻为一条连续的纹饰带。纹饰带两端为高山，山上有古树、飞瀑、深潭、草庐。山腰之间以石带相连，石带上雕饰5组图像，描绘赏画、奏乐、弈棋、读书等场景，分别以树木奇石作为间隔。石室顶部雕刻缠枝牡丹、如意云纹等图像。结合石室构建方式、形制、图像以及区位，我们推测这是一座宋元时期的崖墓，也不排除其是道教信众修行或士人读书的静室。桃源洞石室以其独特的形制和图像内涵，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丰富了宋元时期四川地区的文化遗存内容和研究资料。
从清末到抗战爆发前是河南近代古玩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河南古玩行内出现了行商、坐商和文物出口商，这些古玩商人多集中于文物资源丰富的洛阳、开封两地。蔺仕庵及其创建的群古斋充分利用河南省的文物优势，在经营品种、经营方略和经营特色等方面都有出奇制胜之处，因而成为古玩行内较有影响的企业。1年河南博物院与巩义市博物馆交换一批文物精品，这批文物主要是汉唐时期的随葬品。这为丰富河南博物院的藏品以及研究汉唐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多将商代外服侯、田、男、卫、邦伯视为诸侯，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各类诸侯起源问题，但对商代外服的命名途径关注不多。早期国家官僚的职事与礼俗密切相关，商代外服职官仍保留着职事产生时与礼俗相关的原始特点。在近年甲骨文及殷礼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学术背景下，考察甲骨文及殷礼，探讨商代外服的命名成为可能。综合既往关于商代外服的研究成果，可以推考记载外服史迹的相关卜辞，并确认外服必须由商王任命，以及外服的命名可能与殷商礼俗有关的情况，如外服侯命名于射礼，外服田命名于田猎之礼，外服男命名于耤田礼，外服卫命名于守卫"堂"的礼俗，外服伯命名于族邦首领称谓习俗。通过对商代外服命名的考察，分析从原始礼俗到国家职事以及官僚制度、诸侯制度的转化，为研究早期国家起源、官僚制度以及管理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早在北魏时期巩县窑已经开始烧制白瓷，这是白瓷烧制的萌芽时期。隋至初唐，巩县窑的白瓷进入成熟期，大量白瓷制品是供大众日常生活用的较粗放产品，其中一些精细的白瓷被作为外贸和宫廷贡品。巩县窑烧制的白瓷，也和其他陶瓷品种一样，有一个由粗到精，产生与发展的过程。7年，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发现了我国唐至五代时期名门望族范阳卢氏一支的家族墓地。墓地共出土墓志两方，一方为卢真启墓志，一方为其子卢价墓志。其中卢价墓志已发表，而卢真启墓志史料价值也颇高，为了解和研究唐至五代时期卢氏家族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冥婚源于殉葬，出现时间当为春秋末期，随时代不同而称法各异，经考证，在唐太宗贞观至唐高宗显庆年间，才有了"冥婚"这种称呼，并延续至今。作为一种民俗，冥婚从起源就受到儒家的批判，但因其与人情有相契合之处，在后世虽然屡屡受到正统思想的反对，但却不能被湮灭。从魏晋直到唐代，冥婚流行于上层社会；宋元两代，风俗大变，火葬盛行，冥婚一度消歇。直到明清之后，才又死灰复燃。随研究视角的不同，冥婚或被视为凶礼，或被视为嘉礼；冥婚研究中尚存在一些问题。中原地区应是古代简牍书写与保存的*为核心的地区，由于埋葬条件的原因，发现数量偏少。河南区域*早的简牍资料在战国时期，较早的发现在汉晋之际。陕县刘家渠23号汉墓木简，是目前河南发现的汉简。其他类简主要有道教的各类符券等。73年5月出土于长沙库楚墓的《人物御龙帛画》，是我国继《人物龙凤帛画》之后的第二幅具有独立绘画意义的战国艺术珍品。从帛画的功用来看，这幅覆棺帛画并不是通常以为的招魂(或引魂)之具，而是体现招魂仪式完成后而特别制作的一件"魂幡"；从帛画的形制来看，这幅呈长条形的帛画，正是对初期思想影响下魂升天界过程的形象描绘；从帛画的内容来看，表现的乃是在楚地巫风与外来思想的双重作用下，龙凤"引魂升天"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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