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馆藏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轴)是一幅以描述元世祖忽必烈游猎活动为主题的蒙元宫廷画,颇为,一直备受蒙元史及美术史学者关注。关于这幅图像的历史流传过程,目前却很少有人探讨。本文从书画流传史的角度对《元世祖出猎图》做了一番考证,通过将文献资料与图像相结合,首次指出钱宰《临安诗集·题藩王出猎图》、顾复《平生壮观·元裕宗御容》及纳兰揆叙撰《益戒堂诗后集·题元世祖岀猎图》所涉内容皆指今本《元世祖出猎图》,这为今后研究美术史及蒙元游猎制度奠定文献学基础。8年广东德庆东汉墓陶船的出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围绕陶船的类型和技术特征进行了研究。年出版的《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发表了附带船舵的完整陶船图片,使得细致探讨其船型特征和技术细节成为可能。德庆陶船上层建筑采用三岛式结构,设计合理,匀称美观,宫殿式的桥楼设计则反映了陶船的功能与等级;陶船轴转舵是船舶大型化和较高操纵性的体现;甲板、大和两端上翘的圆弧形船底结构则说明船舶有一定的结构强度和快速性。德庆陶船上层建筑、船舶属具、主船体结构等的特征,表明东汉时期岭南船舶在灵活性、稳性、抗沉性、快速性和强度上都有所加强,由此可以推进了学术界对东汉岭南造船水平的认识。
本文根据黄天树先生对殷墟卜辞分类断代的研究,确定了卜辞国族名称"周"的时代属殷墟二期,并根据文献记载古公亶父迁岐的时间相当于殷墟三期,指出殷墟卜辞"周"不会是姬姓周人。根据王恩田先生的考释,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将甲骨、金文中表示国族名称的两种写法的"周"相联系;又据张懋镕先生姬周贵族不用族徽和日名的说法,指出西周金文中的"周"族也不是姬姓,而是妘姓,此妘姓之周应与殷墟卜辞中的"周"为同一族属。*后指出,同族氏称号而不同族姓是先秦历常见的现象。近年来,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早期游牧文化考古的调査与发现,使我国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出现了新的研究动向。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对早期游牧文化聚落遗址的基本面貌、文化性质、外部特征等进行剖析,并将其纳入跨区域的宏观视野下考察,可以系统研究古代游牧文化的路径与范示。年3月,在安阳市北关区发现一座唐代晚期的纪年砖室壁画墓。墓葬顶部已完全坍塌,随葬品也被盗一空。在甬道、天井两侧及墓室四壁发现了内容丰富的壁画,包括人物、花鸟、动物、家具、山石、建筑、门窗等。此墓的发掘,为研究唐代晚期中下级官僚阶层的墓葬形制以及当时的绘画艺术提供了宝贵资料。2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山东省日照市海曲墓地的三个墩式封土墓。其中的2号封土呈圆形,封土为堆筑而成,其内共有38座墓葬,有木椁墓和砖室墓。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和漆器等。根据地层关系、墓葬形制、随葬品的组合与特征等推断墓葬的时代为西汉中期至魏晋时期。南阳市卧龙岗武侯祠,馆藏历代碑刻4余通,匾额楹联17多副,数量居全国现存武侯祠之首。于右任先生先后为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手书匾额、对联等六副,现存五副。
从1899年赴日留学到1921年去世,蓝天蔚曾四次远赴日本。他在日本留学多年,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他不仅稔熟日语,也了解日本的风俗习惯。他结交了许多日本师友,其军事思想及主张也深受日本人影响。作为同盟会元老之一,他在日本期间为宣传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日本师友众多,但痛恨日本劫夺,具有强烈的排日思想。他在辛亥起事及1912年初北伐期间,既受到部分日本友人的支持帮助,也受到日本的粗涉与掣肘。他与日本的关系,可以说,有学习借鉴提高、有联合协作支持、有排斥提防斗争,也有忍让妥协无奈。12年1月,北洋设立了古物保存所。古物保存所并非古物陈列所的前身,其位置在先农坛太岁殿,1913年元旦首次开放并进行了展览。14年初,古物保存所更名为"礼器保存所",但地址仍在先农坛内,先直属于内务部礼俗司,再先后改隶民治司和典礼司,1916年划归礼俗司,并恢复了"古物保存所"的旧称。在其后政局动荡的岁月中,古物保存所先后划归先农坛公园事务管理所、内务部坛庙管理处管理。遭裁撤后,古物保存所的职能并入后来的北平市管理坛庙事务所。古物保存所从设立到裁撤,与古物陈列所始终是两个独立机构,虽在业务上有过交流,但绝非古物陈列所的前身。明确此点,对于近代文物保护事业的研究有一定意义。
黄胄是我国近现代人物画大家,他一生以大量速写为绘画创造根基,开创出一条与科班画家迥然有别的全新绘画之路,在海内外有深远的影响。黄胄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早年拜师赵望云学画、协助其创办《雍华》图文月刊、两次到河南"黄泛区"写生,这些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也决定了他不平凡的艺术人生。本文试以黄胄协助赵望云创办《雍华》图文杂志为线索,通过比较详实的资料解读其当年负责《雍华》杂志的种种历史情况,并对其"黄泛区"写生及早年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做一定的讨论,抛砖引玉,以俟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研究黄胄早年的艺术成长经历。中柱盂形器因形制较为特殊,学术界对其名称和功用争议颇多。考察相关考古和文献资料,我们认为其用途大致有防虫蚀、表吉祥、蒸煮等三种,其命名方式采用用途加器形的方法,更能清楚地显示其功用和形制。13年3月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陟县苗庄村发掘了三座汉代陶窑,保存状况较好,排列规则有序,为汉代陶窑及相关学术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二里头青铜文明是在具有兼容并蓄特征的中原文化基础之上,接受西方文化的间接影响而兴起。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以西进的新砦类型为基础,又融合了洛阳盆地附近部分土著因素和束项圆腹花边罐等齐家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中双轮车等的出现以及青铜冶金术的发展也应当归因于齐家文化的东渐带来的西方影响。其环境背景则与距今4年左右的气候干冷事件有关。结合文献记载推测: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主体为早期夏文化遗存,新砦类型可能是少康中兴之后融合大量豫东造律台类型等因素而形成的中期夏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少康数代之后某夏王西迁洛阳盆地而发展起来的晚期夏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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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讨论河南上蔡郭庄王金鼎1号春秋楚墓出土有儿簋铭文中"洹"字读法及相关问题。簋之时代,从其铭文字体和有关辞例,同出铜器、陶器等看,似以定在春秋晚期前段为宜,而非春秋早期。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目前所见两周金文中"桓"字,或写作""、"",而未见有写作"洹"者。金文和楚简中却有"宣"写作"洹"的例证。将"洹"读作"桓",谓"陈洹公"即"陈桓公",不当,应读为"宣","陈洹公"即"陈宣公"。由此可对洹子孟姜壶"洹"字的读法重新加以审视。以往多读"洹"为"桓",谓"洹子"即《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田桓子"。据簋铭及清华简《系年》等新出材料来看,壶铭的"洹"应即"宣","洹子"即"宣子",而非传统认为的"桓子"。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遗址(俗称"四方楼")是七三一旧址中*为核心的要害部门,通过对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寻找出七三一直接的犯罪证据和毁灭犯罪事实的证据,亦可以搞清其建筑格局与施工工艺,为研究日伪时期建筑特点提供手资料。"四方楼"发掘,是首次按照考古工作规程对七三一旧址进行的科学揭露,揭开了七三一旧址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崭新的一页。在发掘中,对各种遗迹现象进行了较为的文字、绘图、测量、照相、录像记录,为今后室内资料整理、报告编写乃至研究、保护、复原、展示等,提供了详尽的科学依据。爆破穴点和焚烧灰坑的发现,是日本侵略者毁灭犯罪证据的直接证据,是不可多得的无可争辩的手例证。早夏文化在考古学上表现为新砦期遗存及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在考察两者文化面貌的基础上,本文对早夏文化的来源区分为主要来源和其他来源。从各遗址内发现的建筑遗存的形制及建造方法、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组合、灰坑、窑址等遗迹,以及遗物中石器、骨器、蚌器尤其是陶器的一脉相承性等方面分析,可知早夏文化主要来源于王湾三期文化。早夏文化陶器中的侧扁三角形足鼎、大平底壶来源于造律台类型,黑陶或黑皮陶器、贯耳壶、盆形豆、鬶及玉器中的玉钺等因素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花边罐、侈口罐、单耳罐、大口瓮等器物的造型来源于齐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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