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据古文字资料初步探讨了早期伊洛、南阳间的交通地理问题,发现无论是战争行军、国族迁徙还是其他形式的地理交流,伊洛、南阳间多循北起伊洛地区东部而南至方城关的道路。这一交通要道在维护早期中原王朝和南方的关系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汉画像石是建筑构件,其形体的外表呈现平面状,它决定了画像存在形式,使汉画像石呈现平面装饰的特征。本文试图从雕刻技法、图形运用和艺术表现三个方面来研究汉画像石的平面装饰方法,探讨汉画像石形成的平面装饰形式的特点及其影响。考古与博物工作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南沿海地区的活动面相之一,这段历史在考古还较鲜为人知。从传教士考古活动的动机、形式、内容及结果等方面来看,它们是由传教活动的"副产品"发展为专业性的考古工作。传教士在华南沿海地区的考古发现及其成就,对于推动华南区域考古事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在考古与文博占有相应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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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商周时期一个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古老方国,但它和文献中的杞、纪、莱诸国各为独立族邦,没有等同关系,不可混为一谈。商末周初族的封地距周初的燕国不远,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只是其确切地望还有待今后考古发现证实。族与燕侯有主从关系,实为燕国的附庸。两周之际,国为避戎祸将都邑迁徙到山东黄县一带,而非莒县北部。前后两个国在时空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同为侯爵,并与周王室保持婚姻关系,若非同一邦族,绝无如此巧合。周朝统治者经略北土,对于国族众,采取承认爵秩、实行联姻、屡加奖赏等多种安抚措施,有效地增强了族对周王朝的向心力,使之成为归服于周并称臣纳贡的异姓诸侯。国臣服周王朝后,与周王朝一直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对于维护周人在北土、东土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曲沃代翼后,向南扩疆拓土。春秋中期前,沃饶而近盐的涑水流域基本被晋国占据。该区域已发现多处春秋墓地,学界对其年代与性质的认识尚不统一。文章选取涑水流域的春秋墓葬为研究对象,利用考古类型学,对出土器物进行了细致研究,确立了涑水流域春秋墓葬的年代框架;并对墓葬等级、葬俗、出土器物的文化因素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涑水流域春秋墓葬可分早、中、晚三期,年代分别相当于春秋早、中、晚期;葬者头向多北向,葬式多为仰身直肢,极少见殉人和殉牲;晋文化为其主要因素,另有少量北方、楚文化因素。横水墓地乃怀姓九宗之一宗;上郭村墓地地处古曲沃,是晋国核心区墓地;庙前墓地当归属魏氏;程村、南相墓地的葬者与智氏或魏氏密切相关。文章指出,晋国占据了涑水流域后,将其中一大部分封于臣下。至春秋末期,这些土地成为卿大夫内斗、三家分晋的经济基础。铜禁是我国西周开始出现的新式青铜器,自上世纪初开始发现,但对其起源、定名、用途等问题学术界存在诸多分歧。本文根据目前我国已发现的五件铜禁,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铜禁的起源、定名、用途、使用年代、使用者身份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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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进行的发掘,清理出带车辙的道路、房基、灰坑、灰沟、窖穴、水井、铜器窖藏坑、祭祀遗存、墓葬等大量商代遗迹,出土各类遗物数千件。此次发掘,为深入研究殷墟的都邑布局、族邑分布、商代洹水流域的地下水文和古气候、晚商时期的祭祀礼仪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本文以与"元祐四年"同一时期具有确切纪日的考古资料、窑址资料以及历史文献为依据,指出黑釉浅碗的黑彩题字中"元祐四年五月戊辰"及"刊造"存在的问题,进而认为该题字不足为黑釉浅碗的制造年代提供依据。对诸神的崇拜与祭祀是商代与社会生活中的全民行为,与商代的其他祭祀相比,学术界对奠基的关注相对较少。本文以中原地区为例,对商代城墙和居址中与奠基相关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梳理,结合历史文献和出土文字材料,证明"奠基"在商代存在无疑,但与商代其他祭祀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祭祀牺牲的使用上。商人举行奠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商人希望建筑在建造时能够稳定的精神诉求,二是举行奠基让商人获得精神上团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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