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艺术史中，17世纪的荷兰画家们所生活的时代被誉为"荷兰黄金时代"。得益于阿姆斯特丹港口贸易的发达，在近一个多世纪的时光中，经济繁荣的荷兰诞生了弗朗斯·哈尔斯、伦勃朗·范·莱恩、卡尔·法布里蒂乌斯、约翰内斯·维米尔等享誉世界的绘画巨匠。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伦勃朗和他的时代：美国莱顿收藏馆藏品展》难能可贵地将多位荷兰黄金时代名家的真迹集中陈列。从弱冠之年的初出茅庐到而立之年的名利双收，展出的11幅伦勃朗罕见的精品画作呈现出一代早年间绘画技巧的成熟与发展。此外，展览通过代尔夫特画派代表人物法布里蒂乌斯与维米尔的真迹，活跃于小城哈勒姆的弗朗斯·哈尔斯所绘肖像画，以及伦勃朗多位弟子风格各异的作品完整地串起了荷兰绘画的黄金时代。本文将重点解析展览中的主要展品，同时概述荷兰黄金时代的起源及其兴衰。14年5至9月，甘肃省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与临泽县文物局、博物馆联合对临泽县重点建设项目枣乡公路西寨段开挖排污管道中发现的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墓葬1座，均为砖室木椁墓。地表既无封土，亦无坟茔，均为口大底小的台阶式墓道。有三室和双室两种类型，三室前、中、后室墓顶结构形制组合为穹窿、券顶、券顶，覆斗、覆斗、券顶，穹窿、穹窿、券顶和穹窿、覆斗、券顶四种；双室墓前、后室墓顶结构形制组合为覆斗、穹窿，穹窿、券顶，券顶、券顶三种。墓道朝向不统一，出土器物2余件。陶器基本组合为罐、壶、鼎、尊、豆、仓、杯、盘、灯、盆、甑、釜；铜器有镜、带钩、弩机、筓、戒指、微型铜铃，另有铁器、漆器残块和五铢钱等。时代为东汉晚期至魏晋中期，为研究河西走廊这一历史时期的葬制、葬俗等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9年5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关林大道与兴洛西街交叉口西南部进行配合基本建设施工中，发掘了一座魏晋时期墓葬。该墓葬为长斜坡墓道单耳室土洞墓，方向1°，平面呈靴形，由墓道、甬道、墓室、侧室四部分组成，共计出土器物57件。其中有东汉时期常见的壶、仓、灶、井、猪圈等模型明器和一组乐舞俑，以及西晋时期的四系罐、碗、盘、尊、耳杯、多子盒等。其中乐舞俑在洛阳地区东汉墓中常见，但在西晋墓中****；"位至三公"铜镜和"别部司马"铜印，是西晋时期洛阳地区常见的铜器类型。综合诸多因素，此墓葬具有从东汉晚期向西晋早期过渡的特征，年代应在曹魏正始到西晋泰始之间。洛阳地区现已发掘的晋墓大多为西晋中晚期，西晋早期墓数量较少，此墓的发掘为洛阳地区东汉晚期、曹魏至西晋时期墓葬的发展序列提供了新的资料。14年，在古四渎之济水的西源头龙潭发现了两座砖室墓。M1为四角攒尖顶，墓室的内壁经过了焚烧，出土墓志记载了墓主人坎坷的戎马人生，以及死后三次迁葬的事实。该墓是目前济源地区发现的座有明确纪年的金代墓葬。墓志对宋金时期中原地区的、军事、水利都有记载，丰富了宋金历史的研究。M2为仿木结构砖室墓，出土了瓷器、石器等6件器物。白釉瓷碗、白釉高足杯、三彩瓷枕，均为北宋时期常见的生活用具。墓主夫妇一人是用石函盛放焚烧的尸骨碎片，另一人是全尸而葬。这种同室合葬却分别采用土葬、火葬两种不同的葬式，以及使用石函作为葬具的情况，在济源发现的古代墓葬中尚属首次，对宋金时期的丧葬习俗、信仰崇拜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前人怀疑《兰亭集序》者，或以为从文章到书法都是伪造的，或以为此伪作乃出自陈僧智永之手。鉴于东晋南朝历史文化条件，本文则以为这些看法值得商榷。自来皆肯定传世今本《集序》书法水平极高，"章法为古今"，是"神品"，而据唐人书品论，智永书法虽善，乃指其隶书(正书)、草书，其行书水平则稍差，与王羲之相距甚远，这就意味智永无法伪造出这一"神品"来。而且鉴于当时琅琊王氏礼教家风，智永的"末裔"身份也决定他不大可能违反孝道，去伪造远祖文章、墨迹；史载《集序》墨迹的存在在唐代以前几乎是不为人知晓的，因而纵使撇开智永，假定当时另有一造假足以乱真的无名书法高手，在南朝社会风气影响下，为了获取经济或利益而伪造王羲之墨迹，则此伪造目的必然决定他选择目标乃是易于出手，为人们熟知、欣羡的王氏墨迹名作，而不会去找一当时毫无名气、很可能无人问津的《集序》去伪造；这些表明，唐代以前没有伪造《集序》的条件，不存在伪造《集序》这一问题，由唐代流传至今的今本《集序》当是真品。二里头文化的14C测年研究早在上世纪7年代即已起步，但据其所构建的二里头文化年代框架，始终与考古学分期方案及天文学推算成果之间存在诸多矛盾。近年来14C数据的屡次修订无疑加剧了这种矛盾，使得二里头文化的编年体系与"陶器敏感范围"及"五星聚合时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文化的年代学成果形成了冲击。实际上，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源于14C研究自身的局限。因此，正确认识采样的偶然性、测定的相对性及拟合环节中考古学背景的不确定性，是探索二里头文化年代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加强相关学科的沟通与交流，打破"中原本位"意识的束缚也极为必要。总体来看，当前的14C技术尚不足以支撑二里头文化的定性研究，而只宜作为参考。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构建应通过多元证据的互校和整合来加以完善。5年，国家博物馆征集入藏了1件爯鼎和2件爯簋，它们与此前所见的3件爯器应属同一青铜器组合。国博所藏的3件爯器造型庄重，纹饰精美，且器内均铸有相同内容的长篇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诸件爯器的铭文记载了器主人爯受赐于遣伯、遣姬，因感念其高尚的道德言行，铸作宗庙彝器以奉祀其文考的历史背景。铭中"遣伯""德音""余一子"等称谓、用辞均属金文首见，为研究商周时期的遣氏家族及相关历史、语言、文化提供了新的依据。从几件爯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及等级规格来看，该组青铜器约铸造于西周中期，其器主人爯的身份大致相当于诸侯国封君。司马融墓志记载了其部分世系和其本人在西魏、北周和隋代的仕宦经历，为了解三国时期司马家族的历史增添了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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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的服务理念与服务方式、服务内容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当今博物馆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范围扩展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博物馆的信息化与数字化已成为业界热烈讨论并付诸实施的课题，其中，藏品影像无疑是*基础的要素，对藏品数字影像的利用，首先要解决版权的保护问题，保护并非**其目的，对影像的利用，使之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并提升博物馆的社会效益则是博物馆的关注点所在。诃利帝信仰自犍陀罗起源，经佛教化后开始向外传播。大约4世纪小乘经《佛说鬼子母经》传入，8世纪初义净以律典的方式将完整的诃利帝神话引介，8世纪中期以后不空将密教化的诃利帝成就法译成汉文。这些译经对诃利帝信仰在当时的传播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尤其不空所译两部密典，由于其中记载了持诵此神之真言所获得的诸多现世成就，从而使这一信仰深入民间，其像式供养也由此流行。本文通过对不空所译两部诃利帝密典的解读，详细讨论了经典的意义和在这部经中诃利帝宗教功能的多样化，以及现存一些图像的归属。诃利帝在密教中，宗教功能从早期简单的求子和保护儿童，发展成求财、求愿、以至于求爱人求婚姻等。现存日本公布的诃利帝供养像都是密教的供养像，但分属两部不同密典所宣示的图像样式，同时四川南宋时期的石窟造像也属于密教造像。博物馆展览项目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当前我国博物馆实践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从浙江自然博物馆新馆筹展实践出发，对展览前期筹备管理、后期实施管理及其管理中须注意事项作了探析。
山东省莘县近出元代左庭墓志，详载志主家族世系及生平履历，为补充方志的记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通过对志文内容的梳理考释，揭示了一些社会历史现象及事件。如左庭奉诏增修汴京故相国寺，是有关相国寺在元代发展的重要材料，可补《汴京遗迹志》之阙。墓志揭示志主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并分析其对汉族社会生活和思维心理等方面造成的深刻影响，反映出辽、金、元时代民族矛盾冲突的历史事实，为元代、社会、文化等研究提供重要参考。通过与传世文献的比照，也对元代宗教文化的发展面貌进行有益增补。同时对撰文人身份进行详细考证，对"汶阳"与"汶南"之名进行历史追踪，可补《全元文》之遗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考订撰者籍贯及职分过程中，针对《全元文》在文献版本选用上的疏失进行了客观评点，以期对其今后的修订有所裨益。文献有关夏王帝宁(杼)曾以老丘之地为其都的记载是可信的。从夏王朝的主要活动区域以及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来看，夏都老丘的地望应限定在今河南省境内。今豫西北、豫西、豫南等地不可能是老丘所在，老丘理应在今豫东的开封地区境内。文献有夏都老丘位于开封县陈留镇以北的记载，今开封东北的国都里一带和陈留镇东北的王陈寨一带值得重点关注。王陈寨虎丘岗遗址位置与文献记载较为接近，遗址本身地势较高，范围较大，文化堆积厚，年代早，其为老丘故地的可能性较大。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代中晚期的都邑—斟寻，中间未曾中断或废弃。夏都斟寻与老丘并非一都制前提下的前废后兴关系，二者有一定的并存期，前者应为夏王朝中晚期的主都，而老丘则为夏王朝一段时期内的辅都。便于统治和东方军事战争的需要是夏王朝设立老丘辅都的主要原因。唐章怀墓墓道东壁《客使图》壁画中戴鸟羽冠使者的身份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基于不同视角和理论范式下的高句丽说或新罗说均有理论指导意义。在唐高宗时期的朝鲜半岛地缘构筑和唐罗关系的大背景下，笔者以章怀生活年代和陪葬乾陵的建造时间为大框架，以这一时期唐代皇室争权斗争为参照，分析其生活中关系密切的人物与重要事件，探析他参与唐罗事务的可能性及途径；同时比对这一时期新罗与唐朝关系的动向，梳理入唐新罗使者的情况及活动轨迹，再与现存遗迹遗物进行交叉比对。认为与章怀关系密切的人中，尚书左仆射兼宾客刘仁轨和新罗使者金仁问对唐高宗和章怀的朝鲜半岛策略颇有影响，由此提出戴鸟羽冠使者可能来自新罗皇室，还可能与多次往返唐罗之间、长期居于唐朝、对唐罗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金仁问有某种关联。
从石铲的形制特征、工艺设计、使用痕迹、复制使用实验以及相关民族学材料等五个方面加以分析，可以确认大山前遗址石铲的主要功能是中耕除草的石锄，而非用以挖土的铲或锄，只有极少数在点种时可能被用作铲。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可能已经出现原始的精耕细作农业，农业工具组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年，对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进行发掘，清理了5多处洞窟和许多重要的窟前遗迹，新发现壁画面积约2平方米，出土大量文书残片和绢画、木器等。K18应是这组窟群的中心建筑，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的发掘为研究古代佛教石窟、吐鲁番地区历史文化等提供了新资料。1年11月，西安理工大学曲江新校区的唐代李倕墓中发现一件由数百件不同材质构件组成的冠饰，为提取冠饰的信息并进而对其进行修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将李倕冠饰从考古现场搬迁至实验室内，在环境可控的条件下清理并完成保护修复和复原工作，为考古发掘出土的结构复杂的文物保护修复提供了经验。战国魏大梁城位于今开封市城区偏北部，其平面布局一直没有定论，本文综合考古钻探成果、历史文献并结合开封历史地理的实际情况，首次绘制了大梁城平面布局示意图。大梁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有郭城和宫城两部分组成，宫城位于郭城东南部。浚仪渠从郭城北部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宫殿区位于宫城西部正中的高台区域，手工业区位于郭城北部的浚仪渠两侧。本文在述魏晋清谈以及竹林七贤画像砖构图特点的基础上，从魏晋清谈产生的背景、论辩形式以及清谈内容三个方面，进一步论述竹林七贤画像砖极具平面装饰的构图特点与魏晋清谈之间密切的关系。清谈只是魏晋时期一种特殊的思想倾向，正如竹林七贤画像砖此种构图形式在传统绘画中并非主流一样，仅具有其典型的特殊性。魏晋清谈作为"过渡期"对哲学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竹林七贤画像砖此种构图形式对隋唐时期绘画的兴盛及形式的丰富同样奠定了基础。西司马墓地是郑州近来年发现的*为重要的一处商、周墓地，墓地规模大，墓葬排列有序，出土物丰富。通过研究，知其是一处殷人连续使用的墓地，这对郑州地区商、周之际墓葬的研究有重要作用，对殷人如何向周人转变也具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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