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办了专家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制作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此次专家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对侵略日益加剧，开始出现危机。在此背景之下，各领域相继产生了以自强御侮为主要目标的革新运动，公民教育思想的兴起即为重要代表之一。作为一种性极强的教育理念，源于西方的公民教育思想在晚清的生成，固然是传统教育制度向近代转型的必然结果，但却更体现了当时学习西方、改造国民性及国家建构等多重诉求。转型因素对晚清公民教育思想兴起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不但使得这种公民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有着性大于社会性、工具性大于价值性等教育救国性质，使其在基本内涵及时代特征等方面都与西方原生性公民教育思想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差别。古代城墙基础，多是先挖基槽，再填土夯筑，宋代以前多为素土，宋以后增加了砖瓦夯层，并出现了木桩、睡木、石板(块)等加固技术。木桩有竖立与横铺两种，主要是为了加强地基的承载力与整体性。石板或石块，可使基础更加坚固。这些加固措施，有时又相互配合，如木桩之上往往铺以石板，木桩有时打入夯土中，等等。这些城基加固技术，和现代建筑地下桩基、地下钢筋网等功能相似，只是材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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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十六国佛金铜坐像"，一直被学界认为是早期重要的金铜佛造像之一。笔者通过长期比较和研究后认为，此像的风格特征和铸造特点，与资料所见的所有十六国金铜佛造像均存差异，其极有可能是清末民初的古董商仿现存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所藏"十六国时期佛金铜坐像"而做的伪品。本文在研究汉代服饰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描述了汉代服饰发展的轨迹，并通过分析影响服饰变化的决定因素，出了汉代服饰变化发展的四个主要动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根本动因；社会心理的变化是直接动因；不同服饰文化的碰撞是冲击力；名人效应是偶然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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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日本南画和文人绘画离不开"文人"这一概念。日本的文人概念与存在很大差异。纵观日本的历史发展，没有像那样形成明确的整体的文化群体。日本南画的产生情境不像文人画那样具有深刻的社会性，也没有像那样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文人群体的文化品行对一个画种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它只是作为一个绘画流派存在。江户时代之前的文化群体基本上由僧侣、贵族、武士构成，江户时代后期，商人也参与到南画创作中来。他们从事绘画活动的目的不同，艺术品味不同，在南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可以说是他们合力完成了明清文人画在日本的南画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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