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新发现的叶笙叶子旧藏《龙门百品》全拓，选本朝代混杂，含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及武周诸朝，且全是小件，但纸质、大小及捶拓手法一致，拓工精良，应为同一时期所拓。选本似在关百益选拓魏刻百品前后。其中隋大业六年黄法暾及大业十年女弟子文造天尊像一龛两则造像题记拓本，表明龙门石窟有两品隋代天尊造像，黄法暾一品也并非出自四川绵阳。它对龙门石窟这一佛教圣地的佛道之争，乃至"三教合一"趋势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该两品早年被盗凿或破坏，拟将之作为一个美术考古课题，寻找查对遗痕。本文以河南博物院石质文物保护为例，对石质文物保存环境、石质文物病害种类进行分析，对石质文物的保护进行初步探讨。9年，在洛阳市洛南洛龙路关林路南段发现一座唐代墓葬，出土有陶俑、动物模型、生活用具、石墓志等。此墓葬的发掘对唐代洛阳的分区、葬俗、行政区域管辖范畴的划分等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目前许昌地区发现的汉代陶器主要有熏炉、壶、耳杯、井、磨、仓、灶、奁、鼎等，类型比较丰富。本文对许昌地区现藏部分陶器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并参考相关考古发掘资料和学术研究成果，对年代进行了大致推定。综合而言，许昌地区的两汉陶器在形制、工艺等方面，与两汉时期的主流文化面貌大同小异，能够代表并反映当时的技艺特征、工艺水平以及人们的审美倾向。本文参照其他品类战国文字资料，结合文字学考释成果，对《中原文化大典》收录的温县盟书资料部分未释及误释字提出新的考释意见。
隋唐时期墓室壁画中大量出现的"襕袍"形象，即袍衫下摆设一条襕道，是汉唐之间人们服饰风格变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唐及以后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襕袍形制、襕袍穿着规范以及人物穿襕袍(衫)的记录，襕袍在宋明以后的文献记载中也表现出与隋唐时期襕袍不同的形制，史料中关于襕袍起源的记载仍不太明晰，大致分为三种观点，即宇文护说、马周说和胡服说。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会发现宇文护说似乎更接近史实；考察襕袍的礼制含义，将襕袍和深衣、上衣下裳类传统服饰形制的关联与西魏北周时期背景相联系，也会发现宇文护说比较令人信服。正是襕袍的这种与礼制相关的人为解释，让其在宋明以后的制度和观念中代替了深衣成为华夏衣冠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西方人把博物馆这一事物移植到，并伴随博物学引进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人在加深了对博物学和博物馆的认识的也把传统学术按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分类、整合。于是，近代的知识体系潜移默化地发生了蜕变。关于大的失败，论者大多认同陈独秀和都有相应责任，但操控的苏联如何使主义运动利益服从于苏联国家利益?为什么在大中始终支持蒋介石?陈独秀的右倾怎样在压力下被迫产生?对大失败承担什么责任?追究大失败责任时怎样落到陈独秀一人头上?瞿秋白怎样成为临时总?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怎样认识它的局限性和不足?人挽救大的努力，开始时遭到的错误指责，后在汪精卫叛变的情况下，才转而支持独立自主。本文通过考察大失败原因和挽救大的努力，试图厘清上述问题。李可染以写生山水名世。从早期山水富含高隐之诗思幽情，到其后变画境为诗境、诗隐笔墨，其写生山水创造了诗魂，"道是无诗却有诗"。他在"对景创作"中把现实生活推进到艺术的境地，通过意境的体验与意匠的经营，并以久坐凝思寻求诗境，将写生山水转化为诗境。李可染以诗境确立了其在现代山水画的位置，也使写生山水翻开了新的篇章。西夏瓷器在瓷器占有重要地位，其独有的扁壶、经瓶和黑釉剔刻花装饰具有弥久的魅力，通过近4年的考古发现和不断研究，人们对西夏民用瓷器有了较深的认识，皇室用瓷的面貌尚不清晰，西夏皇室使用什么样的瓷器?西夏一朝有没有官窑?一直没有找到。9年我们考察了贺兰山贵房子窑，根据窑址实况和采集的标本分析研究，认为该窑就是寻觅已久的西夏官方窑场。
在大量已经出土的先秦竹简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记载，这些内容对于我们研究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及其保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们不仅使我们的研究领域得到拓宽，也开阔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这些竹简所保留的大量关于古代生态环境及其保护的记载，既反映了古人对于自然规律探索所达到的高度，还体现了古人对人类与自然关系认知的水平。如果能对古代竹简所蕴含的这些内容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定能推进与完善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护国战争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的进程。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率先在云南举起了讨袁大旗，组织护国军，发起讨袁护国运动，并督率滇军主力入川与北洋军鏖战于川南。从双方战力、物资的投入来看，无论军备实力还是财政实力，北洋军都要远远优于护国军。在护国军兵力、物资难以为继之时，四川各阶层民众团体热情响应护国大义。军民、绅商、袍哥等以各种方式支持护国军，踊跃支援前线，成为确保护国军在川南取得巨大胜利的重要保障。护国军从民族大义出发，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力量由弱变强。袁世凯倒行逆施，违背共和理念，*终失败。民众是反袁护国斗争中活的力量，正是他们毁家纾难支援护国军，护国战争才取得了*终胜利。山东寿光贾思同墓，出土各类陶俑、陶模型、瓷质碗等可辨识文物8余件，对研究东魏时期墓葬制度、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服饰制度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从1899年赴日留学到1921年去世，蓝天蔚曾四次远赴日本。他在日本留学多年，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他不仅稔熟日语，也了解日本的风俗习惯。他结交了许多日本师友，其军事思想及主张也深受日本人影响。作为同盟会元老之一，他在日本期间为宣传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日本师友众多，但痛恨日本劫夺，具有强烈的排日思想。他在辛亥起事及1912年初北伐期间，既受到部分日本友人的支持帮助，也受到日本的粗涉与掣肘。他与日本的关系，可以说，有学习借鉴提高、有联合协作支持、有排斥提防斗争，也有忍让妥协无奈。12年1月，北洋设立了古物保存所。古物保存所并非古物陈列所的前身，其位置在先农坛太岁殿，1913年元旦首次开放并进行了展览。14年初，古物保存所更名为"礼器保存所"，但地址仍在先农坛内，先直属于内务部礼俗司，再先后改隶民治司和典礼司，1916年划归礼俗司，并恢复了"古物保存所"的旧称。在其后政局动荡的岁月中，古物保存所先后划归先农坛公园事务管理所、内务部坛庙管理处管理。遭裁撤后，古物保存所的职能并入后来的北平市管理坛庙事务所。古物保存所从设立到裁撤，与古物陈列所始终是两个独立机构，虽在业务上有过交流，但绝非古物陈列所的前身。明确此点，对于近代文物保护事业的研究有一定意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景公疟》记述的是晏子劝谏齐景公的故事，内容见于《晏子春秋》、《左传》等传世文献，现存竹简缺失下部多于1/4的部分。本文通过对竹简本与传世本的对比、竹简缺文的试补，证明整理者对竹简形制的推测是可信的。在此基础上对竹简进行了新的编联，并对简文个别难以理解的语句进行了疏释。发现，在比照传世本对竹简本进行复原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版本中关键语句出现的顺序不同，导致编联参照物的模糊，从而造成了编联的难度。
文字记载的文献，是古代历史研究的主要依据。但在物质文化领域，文字记载则不够、具体和形象，给学术研究造成局限。直到2世纪中叶，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学者在继承传统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利用出土和传世文物中的形象史料，结合文献对文化史问题进行研究，形成形象史学的研究方法，并取得突出成绩。在考古学科快速发展，提供大量出土资料的基础上，形象史学的理论方法逐渐为学界认同，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创新。"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的完全用绘画、雕塑等艺术形象研究表述的通史，是形象史学创新理论的新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工程的竣工还可向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语言和国界的读者展示历史，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南关外遗存是夏商考古中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由于发掘原因导致晚期地层中混入早期遗物，研究者在判断该遗存的年代、属性、来源时产生了诸多分歧，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称谓。这些分歧出现的原因除了与发掘资料的解读不同外，还受制于研究者对商文化和先商文化如何界定、商文化来源于哪里、夏商如何分界和夏、商文化是否同源等问题的认知差异。分歧也暴露出考古学概念使用中的混乱和考古学基本方法与理论存在的局限性。研究者在考古发掘中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阐释过程中尽可能遵守表述规范，并结合更多的科学手段进行理论创新，以突破研究因素复杂考古学对象时所面临的囧境。康百万庄园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是知名的封建地主庄园，富含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建筑风格独特。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简称女大)总校曾选址于此，其第五四分校也都距庄园不远，分别驻巩义县城、巩义孝义镇、新郑市赵家寨、偃师县城。世纪初，洛阳出土波斯景教徒阿罗憾墓志，为唐代丝绸之路考古提供了重要资料。阿罗憾出使目的地"拂菻"在什么地方，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据中亚考古新发现，我们认为，显庆三年五月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率使团出访吐火罗国，以王玄策为大使，以王名远和董寄生为"置州县使"。他们取道沙漠之路，途经七河流域粟特城邦、兴都库什山北麓吐火罗国，从小勃律进入吐蕃国。阿罗憾在中亚所立唐碑，并非有些研究者认为的王名远在"吐火罗国"所立唐碑。有学者将此碑与赵明诚《金石录》所记唐高宗撰《唐纪功碑》相联系，亦不足为信。显庆二年十二月，唐高宗诏令在西突厥本土设置昆陵都护府和濛池都护府，但迟至显庆四年三月，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在双河(今哈萨克斯坦南境)诛杀真珠叶护后，唐朝才得以在西突厥五弩失毕部落设置濛池都护府。阿罗憾或为七河流域景教区大主教，故显庆三年光禄卿卢承庆将他召回长安，翌年随卢承庆前往碎叶川设置濛池都护府。显庆四年卢承庆在碎叶城(今阿克贝希姆古城)设碎叶州，以当地粟特人安车鼻施为碎叶州刺史，后来碎叶州升格为安西四镇之一。濛池都护府与碎叶州(后来的碎叶镇)不在同一治所。濛池都护府治所在碎叶城东南8公里裴罗将军城，今称"布拉纳古城"。近年该古城出土唐碑的碑额，当即阿罗憾出使西域所立。阿罗憾立碑地点之"拂菻"，以及裴罗将军城今名Burana(布拉纳)，皆源于粟特语城名βwr’n’。据墓志记载，阿罗憾在裴罗将军城封疆立碑当为唐高宗御碑。邿召簠出土于山东仙人台周代邿国贵族墓中的M3，由其铭文可知，此器为贵族邿召的自作器，用于宴飨"诸母"、"诸兄"等亲族成员。而M3墓主为成年女性，其身份应为邿召的妻子、宗族的宗妇，此器应为其生前所用并随葬墓中。该器的出土一方面体现了两周时期宗妇在家族中的职责与权力，也从另一方面表明除宗妇外，家族内的"诸母"即各小宗宗族长之妇也有权力参与家族内的宴飨活动。国家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文物资源。将文物藏品进行数字化采集并加以利用，是当今各国博物馆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工作任务之一。本文结合国家博物馆的实际情况，主张藏品影像化后即界定产权，为今后博物馆合理利用影像资料提供方便。世纪6年代，国家博物馆进入历史博物馆和博物馆两馆并立时期。这一时期，两馆除分别展出"通史陈列"、"史陈列"基本陈列外，还筹办了一系列专题和临时展览，开创了建馆初期的展陈体系，为本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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