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山炉问题，过去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讨论。目前学界基本认为博山炉起源于战国时期的豆形熏炉，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不断加以追溯，并指出早在红山文化时期，便有豆形熏炉出现。以往的研究却忽略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丛葬坑1981年出土的博山炉，与豆形博山炉在形制上存在的区别。其实目前所见的两种类型的汉代博山炉，各自的起源并不相同。博山的形象不仅象征求仙和长生，也代表了死者期望通过山岳到达天界。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在楚汉的信仰体系中，山岳不仅是的所在，是通往天界的必经之路。通过汉代的相关材料，也可以看到龟、鱼或蛙等水生动物，似乎更容易与黄泉或幽冥有关，而鸟的形象往往和天界联系在一起。博山炉的鸟形饰件，在古代信仰体系中有特定的涵义，也可能是外来文化影响下的产物。邴法敬造像碑是现存造像碑中十分罕见的隋代造像珍品，其名见于志书和一些专业文章，但仅是涉及部分信息，对造像题材和题记均未有完整详细的资料公布。该文对造像内容详细的介绍，并对其造像题材和艺术风格进行了初步研究。郑州商城C8T166M6在葬式、位置、年代、随葬品等方面有着许多特殊性，墓主身份地位较高，并与王室贵族有着密切关系。生前应是一位武官，在夏商之际的战争中立有特殊战功，为商王朝这座"大厦"的建立做出了一定贡献，成为商王统治的"奠基人"，死后被埋入了王室宫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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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下寺M2所出的新命楚王戈，涉及到的楚王之名学界多以楚康王当之，根据铭文的考释推断，结合当时的楚国史事，戈铭中的楚王当以楚平王熊居为是，戈铭恰就像是《左传》"弃疾即位，名曰熊居"及"使子旗为令尹"这两条记载的金文印证。这件明万历圣旨为我们研究明代中晚期的社会、及封赏制度和官文风格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卢沟运筏图》一直被学术界视作元代风俗画，描绘的是元朝初年营建大都城时通过卢沟桥运输建筑木料的场景。本文对这幅画的时代与内容重新进行了研究，认为画中描绘的实际上是明初于卢沟桥设立竹木抽分局之后的商业景观，画作者是明代前期某位宫廷画家；此画的绘制可能与1444年太监阮安主持的卢沟桥重修工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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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博物馆藏稿本《曾幕文牍》两册是同治五年(1866年)至八年(1869年)由曾国藩幕僚起草、经曾国藩本人核改的信稿汇编，收录251通信函，收信人涉及94位晚清政界、军界重要人物。结合曾国藩文集和吴汝纶文集等材料，梳理曾国藩与吴汝纶关系，确定文牍应系吴汝纶家藏。整理曾国藩批示、修订。他要求幕僚拟信时确定收信人称谓一致、回复军政要务信函需参阅相关稿札、尽快回复与战事相关信札、指明删改原因等；对信札的修改主要是文字的考证辨析、具体内容的修订等等，这些体现他务实但又一丝不苟的办事原则，对了解曾国藩生平、幕僚情况、交友等问题，具有珍贵史料价值。*后，校勘《曾国藩全集》收录信函，发现全集未收信件169通。文牍作为拟信底稿，保存了文字的原始状态，对于补充全集等已刊信函的缺失内容、确定缮发日期、校订脱文和衍文，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15年3月，山东省济阳县垛石镇前刘村发现两座东西并列的唐代家族墓葬。两座墓葬的形制均为带墓道的圆形穹隆顶砖雕墓；M1为单室，M2为双室。M2出土的墓志中记载墓主人为顾忖，生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卒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顾忖先后任官黄县尉，东光、章丘、临济县令。其家族是魏晋时期名门士族，多出官吏，涉及多位重要历史人物。M2是济南地区首次发现的有明确年号的唐代砖雕双室墓，墓葬的形制、结构、砖雕风格均极富特色，为了解唐代穹隆顶双室墓提供了详细资料。墓志中记载墓葬的年代，准确解决了唐代墓葬考古上的断代问题，具有标尺意义。前刘村唐代家族墓的发掘，为了解济阳的地名沿革提供了重要资料，填补了现存《济阳县志》只能较为详细地记录到金代的历史；墓葬的发掘对于研究当地水利水文、自然环境变迁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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