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北山佛湾第137龛是一铺南宋绍兴時期所作阴刻线描画。该作依据《维摩诘经》而绘，完整地表现了文殊问疾维摩的情景。目前虽有漫漶，但仍保存了大部分内容，尤为可贵的是，画面留有关于画工、刻工、主持人、功德主、制作年代等诸多题记，信息涉及有关该作图像、历史、信仰等问题，是研究晚期佛教美术不可多得的案例。宋、明、清等历代文献及今人一些著述对此经变有程度不同的载录与探讨。然经检索，发现各类文献对此经变的记载不仅失之粗略，还出现诸多纰漏与错讹，更令人忧心的是，某些谬误被学界所忽视，并以偏为正，粗率因袭，以致以讹传讹。鉴于此，本文通过田野考察与文献甄别，对各类错讹予以商榷补正，并对经变之内容、粉本、作者等问题加以考述。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以建议国共同祭黄帝陵、向延安派出考察团、暗中资助红军军饷形式，以响应蒋介石建议、强调"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热情接待考察团等形式，为达成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抗战初期，国共之间，尤其是在第二战区，军事上有过很好的协同，军政人员之间有过很好的交往。为了维护国共合作，自行解散设在国党政系统的秘密党组织。国生摩擦的原因是国共抗战路线不同，国害怕力量壮大后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以皖南事变后国民停发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军饷为标志，开始了抗日完全独立发展阶段。博物馆是进行文化展示、教化、交流、沟通的空间。"博物馆"的概念和博物馆的实体在出现，始自近代以来中西交通之经历。明末清初以降，西方传教士与通商人士在其中多有作为，而博物馆的实体源自清末"百鸟堂"。法国传教士谭微道神父几次深入内地，考察探访，发现新物种近百种，在生物界影响极大，但他在建立的博物馆"百鸟堂"却为学界所遗忘。本文通过对谭微道建立的自然博物馆"百鸟堂"历史的梳理，从北京北堂迁建这一历史事件的视角，审视博物馆这一新鲜事物在当时社会中的文化角色与发展趋势。博物馆对国人教育、启迪心智、开拓视野的功能，随着中西交通的逐步开展和国人对博物馆理解的逐渐深入而不断拓展，博物馆终成社会发展之精神一助，并为一时所倡导。1年5月，配合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雁塔南路建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发掘了一座北宋墓葬，出土范天祐墓志一合。墓主范天祐官至普州安居县(今四川遂宁)知县，于宋仁宗皇祐元年(149年)正月二十一日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墓主先后经历了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终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75年)安葬于永兴军万年县洪固乡。本文对墓志进行了录文、标点，并对墓主的家族世系、仕宦经历及北宋的职官制度等进行了简要考证。范天祐的为官经历，为了解北宋基层官员的宦迹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从其家族世系的发展脉络中可管窥当时门阀制度消亡的史实。在甲午战争中*终战败，但在战争中涌现了许多敢于为国牺牲的爱国将士。辽宁省锦州市博物馆所藏全国的"敕建昭忠祠碑"记载了甲午战争参战毅军的战斗历程。通过考察碑文，结合其他文献记载，本文确定：甲午战争中的毅军统领宋庆、总兵马玉昆是英勇抗敌的爱国将领，广大毅军官兵是敢于、不怕牺牲的爱国官兵。13年4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哈密市花园乡萨伊吐尔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本次发掘采用探方法，共发掘墓葬14座。除2座仅有少量肢骨且无随葬品外，其余12座均有比较完整的肢骨以及随葬品出土。在这14座墓葬中，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双耳罐的数量*多，其他有单耳罐、缸形器和钵。还有铜锥、铜凿、铜耳环和金耳环发现。从出土陶器看，哈密市花园乡萨伊吐尔墓地与已发掘的天山北路墓地、南湾墓地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应与这两个墓地属同一考古学文化，据此初步判断萨伊吐尔墓地是一处天山北路文化墓地，时代相当于天山北路文化晚期。通过本次发掘，基本搞清楚了整个墓地的时代、布局以及文化面貌。又一处天山北路文化墓地的发掘，对于研究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有重要意义。谢家桥一号汉墓告地策中的"郎中"，不是指主持墓主葬仪职务之人，而可能是指墓主"恚"的"昌"的官职或籍贯。其中的"虒"，应当是江陵县丞的名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景公疟》记述的是晏子劝谏齐景公的故事，内容见于《晏子春秋》、《左传》等传世文献，现存竹简缺失下部多于1/4的部分。本文通过对竹简本与传世本的对比、竹简缺文的试补，证明整理者对竹简形制的推测是可信的。在此基础上对竹简进行了新的编联，并对简文个别难以理解的语句进行了疏释。发现，在比照传世本对竹简本进行复原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版本中关键语句出现的顺序不同，导致编联参照物的模糊，从而造成了编联的难度。
三门峡市李家窑遗址是虢国都城上阳城所在地。花卉苑M17位于上阳城西城墙南段，并打破城墙，出土少量铜礼器、玉石器，年代为春秋中晚期之际。墓主人是一位士级贵族，其族属与秦国或秦文化密切相关。4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新寨村发掘了中书舍人、上邽县开国子梁行仪与夫人薛氏合葬墓。该墓形制完整，纪年明确，出土物丰富，有墓志、陶俑、玉器等随葬品。此墓的发掘为研究唐代丧葬习俗以及唐代的历史文化等提供了新的资料。文章通过对纳尔逊·艾特金斯美术馆收藏的《晴峦萧寺图》流传过程的梳理，发现《晴峦萧寺图》曾在宋代进入过内府，但之后一直隐于民间，其流传过程不详。直到清初，为梁清标收藏，但梁氏仅钤盖四枚收藏印，似未对其定名。梁死后，《晴峦萧寺图》后又经徐乾学、缪曰藻收藏，1841年为徐渭仁所得。该画归于李成名下可能始于缪曰藻，后由徐渭仁定名为《晴峦萧寺图》。该画后又经沈树镛收藏，并在其《养花馆书画录》中首次著录。该画*后一位收藏者林熊光于1939年在日本京都得到此画。挂轴后由居住日本的意大利籍人士米开朗基罗·佩林蒂尼所得，并在1947年售给纳尔逊博物馆。《晴峦萧寺图》画中建筑"仰画飞檐"的画法也与沈括对李成画风的记载相吻合，建筑样式前佛殿后高阁的格局、斗拱样式、塔刹的装饰等也具有比较鲜明的宋式建筑特色。但与画史记载的李成画风相比较，将之归入李成名下似乎证据不足，如此，此画仍可以确定为北宋李成流派不可多得的杰作。43年8至11月，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唐代帝陵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收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的文物和艺术资料，对于唐代帝陵和石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唐陵考察日记》等新发表资料的研究，初步分析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唐陵考察活动的经过、方法、成果，并指出其在考察规模、石刻分期、资料保存、文物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洛阳是我国墓志产生、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区域。洛阳出土的墓志数量多，品类全，历时长，史料丰富。这些墓志提供了大量书法艺术的珍品范本，对于传承和弘扬书法艺术大有裨益。墓志铭刻着历代书法和史料讯息，一般早于正史，资料原始，多为直系后代所见证，失误或出错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又深埋地下，保存完好，是补史、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墓志书丹者既包括历代书法名家，也包括"民间书手"。对后者所书墓志书法加以研究，可冲破以名家、名作为核心的单线式书法史观，进而拓展为以名家经典与大众日常书写状态的复线平行式或复线交互式的书法新史观。洛阳出土墓志数量众多，风格各异，若按朝代更迭有序连缀，可印证书法和文字演进的有序传承。洛阳出土墓志的书法价值与史料价值相生相伴、融合渗透，对书法的传承有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鎏金工艺是我国古人在长期实践中发明的金属表面装饰技术。这种工艺发展到汉代已相当成熟，不仅在大件金属器上广泛出现，鎏金、鎏银、错金银往往出现在同一器物上。本文对战国时期的鎏金器作了较的梳理，并通过相关考古资料的比较研究，认为西周、春秋时期秦人较多使用黄金饰品并可能掌握了提炼水银工艺。甘肃东部地区早期秦人很可能较早使用了鎏金工艺，而后随着秦人东进此技术传播到中原地区。战国时期王畿洛阳地区较多使用了鎏金工艺。河南省淇县西岗村王长安，收集到75多块明代文字砖。征得其同意，笔者将他所收集的部分明代长城文字砖整理介绍出来，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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