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出土于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的龙山时期铜片做了X衍射分析、电镜能谱分析和金相观察。研究表明,铜片系铜镍锌三元合金,为镍黄铜。除主要合金元素外,还含有锡、铅、硫、砷、铁等杂质。基体呈铜锌镍α固溶体再结晶晶粒和孪晶,为热锻或退火组织。铜片边缘区域有较多晶内滑移线和加工孪晶,部分晶粒破碎;铅颗粒和夹杂物有拉长变形现象。表明制作工艺为整体热锻+局部冷加工。铜片具有早期铜器的特征,属原始黄铜。铜片为中原龙山时期铜器的新材质,表明中原地区的黄铜制作技术可能从仰韶时期一直延续到龙山时期。9年,敦煌博物馆新获简牍数枚,其中有西晋封检和汉代缉令简各一枚,形制之完整为历次西陲出土简牍所罕见,为汉晋简牍及官文书制度难得的物证,是研究敦煌西晋历史、边疆史地、丝绸之路南北两道走向诸问题的宝贵史料。我国出土的古代动物玉雕中,有些奇形怪状,如人首兽身、人首鸟身、人首蛇身、虎首人身、虎牙神人、双首连体猪、双身蛇等,匪夷所思,但在战国的一部奇书《山海经》中却有类似的记载,有些甚至被视为神祗。显然,这些神怪并非全属虚构,应是先民膜拜的神物,是研究古代神话、巫术及原始宗教的宝贵资料。古代的用鼎制度分为殷、周两大文化系统。殷商文化系统是鼎的组合,呈偶数形式,表现出殷人追求对称美以及对女性的尊重。而周文化系统的礼器鼎的组合形式呈奇数,表现了周天子至高地位的形成,反映了周人的阴阳思想和等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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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国铜器以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的比较多见,其形制、纹饰及铭文均有浓厚的中原文化特色。文献记载中称邓君为"邓侯",铜器铭文亦显示邓于周初后长期称"公",可见邓国的地位与实力。楚虽于春秋早期兼并邓国,但并未使其绝祀,而是被降为附庸存于楚境。这一史实,有助于加深对上古社会从分封制到郡县制转变过程的认识。7年9~12月,郑州大史学院考古系等对牛牧岗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下七垣文化、商文化以及东周、西汉等时期的遗存,其中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丰富。龙山文化遗存遗迹有房址、灰坑,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豫东地区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5年8月,徐州博物馆在徐州市南郊西奎山北麓清理了4座西汉时期同穴合葬墓。其中MM1为石坑竖穴墓,竖穴底部并列葬二人;MM12为石坑竖穴洞室墓,竖穴底部及洞室内均葬有人。墓葬虽遭盗扰,但仍出有陶器、原始瓷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玉石器等。墓分布较为集中,应为同一家族墓葬。1年4~5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孟津县上店村清理了1座唐代土洞墓。墓葬由墓道、过洞、天井、壁龛、甬道、墓门、墓室等组成。壁龛内出有较多盛唐时期的彩绘骑马俑、立俑和陶猪、狗、马、牛、鸡、羊等遗物。该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洛阳地区盛唐时期大型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组合、制陶工艺等提供了实物资料。从豫东鹿台岗到鲁北苏埠屯等商遗存特征和年代看,它们分别具备中商文化至商后期文化的特征。大辛庄商文化的第二类遗存,是原战败夷人及其后裔在商人统治下,受商文化影响乃至同化的产物,不宜再纳入岳石文化序列并参与分期。尹家城等商遗址中不含类岳石文化因素,系商人新建的移民点;大辛庄一类大型居址则是统治和集中管理战败夷人的重镇(城邑);鲁北的晚商小聚落夷商文化并存,大型墓葬却遵商礼,用夷人器物,说明商王采取了笼络利用或分封夷人旧贵、"以夷制夷"的策略以巩固新占领土。本文对河南博物院收藏明清时期的印章加以论述考证,概括它们各时期的特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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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簋铭文"唯王廿又八祀"是指文王廿又八祀,它与今本《竹书纪年》、《逸周书》、《国语》、《左传》等所记载的西周纪年是统一的;"维王某祀某月"与"唯王某祀"有区分,其中"祀"的含义不同。以上成果有助于西周年表的重排。清华简《系年》是一部前所未见的先秦史籍,对于研究东周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其中,该篇记载了不少有关宋国的史事,可与传世文献对照,如《左传》等文献将宋人截杀申舟的原因归于不假道于宋,是楚人理亏,《系年》则明确记载申舟曾假路于宋,申舟被杀源于数年前与宋国君臣的积怨;华元弭兵是春秋时代的一件大事,但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后世学者对此事的真实性存有怀疑,《系年》原原本本记录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印证了《左传》记载的可靠性;《系年》还记录了许多战国时代宋国的史事,可以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近在陕西发现的李自成政权官印中,"汲县之契"为*早铸印,"鲁山县信"为*晚铸印,此二印俱与河南有关,可代表李自成政权颁铸官印的自名特点、尺寸规制、款识流变等。这两方原属河南的李自成政权官印遗落在陕西,与李自成由北京退回陕西后,局势的迅疾糜烂密不可分,折射了李自成起义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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