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开始，陈万里先生走出书斋，对浙江的瓷窑址进行实地调查。陈先生迈出的这一步，不仅使其完成了从传统文人向近代考古学者的蜕变，同时亦拉开了近现代瓷窑址考古的大幕，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1928年开始，陈万里先生八次对龙泉窑进行考古调查，在实地考察时对包括哥窑在内的龙泉窑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与思考。 而正式的考古工作则要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
龙泉地区正式的考古工作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
(一)龙泉东区配合紧水滩水库建设而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紧水滩水库建设工程三起三落，因此龙泉东区的考古工作亦随之起伏。早于1958年初夏对龙泉东区 及紧水滩水库淹没区进行实地调查，共确定窑址计75处；1974年4-6月进行第二次调查，窑址有一定幅度的增长，达到了108处，其中大部分窑址均在水库淹没区内；1980年第三次调查，窑址总数翻了一番多，达到了218处，这也是目前对东区为详细的调查与大的窑址数量。在对龙泉东区的调查过程中，1959年在丽水市区范围内发现了宝定与吕步坑窑址。
1979年至1983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馆共同组成紧水滩工程考古队，分组、分地区地对水库淹没区内的古窑址进行调查、发掘，主要有山头窑、大白岸、安仁口、安福、上严儿村和源口林场等窑址。
这一时期的成果多数以简报的形式及时发表，主要有《浙江龙泉青瓷山头窑发掘的主要收获》《山头窑与大白岸— 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之 一》《浙江龙泉市安福龙泉窑址发掘简报》《浙江龙泉安仁口古瓷窑址发掘报告》《龙泉青瓷上严儿村发掘报告》等。后来浙江组经手发掘的山 头窑、大白岸和源口林场三个窑址群集结成《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于200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龙泉窑部分正式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它对紧水滩水库主要发掘所得进行了系统阐述。龙泉东区的考古发掘表明，东区的产品质量略次于南区，且主要的生产时间为元末到明代中期，不能全面反映龙泉窑的发展序列和工艺成就。
紧水滩水库的发掘工作，对于中国陶瓷考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81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在杭州召开，青瓷窑址次成为大会的主题之一，在大会上，苏秉琦先生提出紧水滩水库的发掘是“中国考古 学一个新兴学科分支——陶瓷窑考古大规模崛起的标志"。
紧水滩水库考古发掘作为中国陶瓷考古学真正成熟的标志，不仅在于国内大规模陶瓷考古实践以及一系列考古简报与报告的发表，同时，以任世龙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陶瓷考古的理论、方法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先后发表了《瓷窑遗址发掘中的地层学研究》《浙江古代瓷业的考古学观察——遗存形态·制品类型·文化结构》《瓷窑址考古中的“瓷窑”和“窑系”》《浙江瓷窑址考古实 践与认识》等论文。陶瓷考古作为 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除遵循着考古学的一般规律外，还有其强烈的自身特征，表现在地层学上：首先，它与多数遗址的地层逐渐形成的过程不同的是，窑址的地层尤其是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废品堆积通常是“瞬间”形成的；同时，因废品倾倒过程中流动的关系，窑址坡相堆积坡底部分的 堆积层次远不及坡顶部分表现得清晰明确，坡底部分的堆积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堆积”相似。这些探索，对于的陶瓷考古发掘，仍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二)为恢复龙泉窑而对龙泉南区进行的调查与发掘工作
1957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包括大窑、金村在内的窑址进行初步的调查，其中以大窑工作为主体。
1959年至196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龙泉窑调查发掘组，对龙泉南区古代瓷窑进行了调查，并对大窑和金村两个地方的数处窑址进 行了局部发掘和试掘(发掘地段目前 编号为大窑A3-34，A3-51，A3-53，A3-54，A3-55，金村A3-25，A3-26，窑址发掘点数量较多，但规模均较小，总计发掘面积仅600余平 方米)。通过地层叠压关系初步了解了 龙泉窑主要的发展脉络。简报于1988年发表于《龙泉青瓷研究》。初步理清 了龙泉窑核心地区——龙泉南区窑业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脉络，表明至少在南宋时期，龙泉窑厚釉类产品可以划分成黑胎与白胎两类，其中的黑胎产品与南宋官窑有着密切的关系。
1980年任世龙先生对金村窑址进行调查，在屋后的断面上发现了上下叠压的“五迭层”，从而建立了金村地区窑业发展的完整序列。同时，依据龙泉金村窑址调查中所发现的五迭层堆积关系、龙泉大窑和金村窑址发掘所得的地层编序以及龙泉东区在大白岸、山头窑窑址地层编年资料，在明确划分龙泉青瓷两大系列、三个不同品种的类型学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六大考古期别，建立起“白胎、淡 青色薄釉、纤细划花”→ “灰白胎、青绿色薄釉、内外双面刻花”→ “厚胎薄釉、器里单面刻花”→ “厚胎薄釉与薄胎厚釉共存，盛行外壁单面刻 划莲瓣纹共饰”→ “厚胎厚釉，釉色 葱绿青瓷”→ “胎质粗劣、坯体厚重、釉色灰绿”的序列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