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北京画院藏《三阳开泰图》为中心，搜集古代绘画作品中具有骑羊童子图像的画作18幅，通过对"三阳开泰"与"九阳消寒"寓意物化为宫廷图像传达方式的分析，结合11幅骑羊童子画像进行比对，试图厘清冬至与立春不同节令所绘图像的具体意涵，继而将画作中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图像标志或器物特征、服饰纹样等纳入历史发展范畴，确定此类画作的绘制时间。其中结合元明杂剧文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的相关信息，力图更加明晰骑羊童子形象的来源应当与宫廷戏曲相关。通过上述研究，初步推断北京画院藏《三阳开泰图》的绘制时段为清代末年。文章结尾将"三阳开泰"图像研究与文本分析延伸至时期，以突出古代历史画作中"三阳"与"九阳"的特殊意义所在。本文重新考证了元代浮梁磁局所隶属的机构及其职官的品级，并通过讨论浮梁磁局大使与元代中后期委派的督陶官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元在其统治中后期加强了对瓷器事务的管理，简要分析了产生此变化的原因。作者试验了一套利用数码相机和计算机进行器物绘图的方法。其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不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能与传统的方法相衔接。这一套方法不难在考古工作中推广应用，还有利于今后数据库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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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杂志是五四以后新思想、新思潮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之际创办的一本进步刊物。刊物创办之初以科学促进社会改革为宗旨，广泛宣传科学救国思想。不久，《曙光》的编辑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大量登载介绍苏俄的文章，表现出社会主义倾向。这一转变与马克思主义在的广泛传播，以及主要成员深受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曙光》编辑思想的转变，正是先进知识分子对俄国十月有较的认识并进而接受社会主义过程的缩影。王翚一生临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已知的至少有七本，今存世有三本，分别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辽宁省博物馆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临仿时间Zui早的为《过云楼书画记》卷六所引《真迹题跋录》记载的"石谷《富春山图》尚有壬寅长夏避暑修吉堂临本"。因恽寿平与王时敏都曾经提到王翚在常州为唐宇昭临《富春山居图》，以致学界以为给唐宇昭的临本便是"壬寅本"。但顾氏过云楼旧藏《真迹题跋录》一书稿本还存世，据书中所记，知"壬寅本"并非为唐宇昭所临，而是另有其人。本文通过文献与书画材料，考证了《真迹题跋录》的作者以及"壬寅本"的上款人身份，并对王翚康熙十一年(1672年)与常州近园主人杨兆鲁的交游以及在近园的活动作一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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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遗迹层位、出土遗物归属以及遗迹的时段，可将林子梁遗址的遗存划分为两种考古学文化。第二段代表性遗存与常山下层文化内涵相同，年代相当于公元前三千纪前半叶；第三至五段代表性遗存年代相当于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叶，可命名为"页河子类型"，它从常山下层文化发展而来，或不属于齐家文化。
梳理文献与考古资料可知，钧窑之名来自钧州，钧州之名来自钧台，而钧窑之名的来历与钧台关系不大，更与"钧"字含义无关。春秋以来文献所记的"钧台"和清代以来所称"钧台"(实为新建"古钧台")是两个不同的遗迹。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钧州的建立，明万历三年(1575年)钧州避讳改禹州，清康熙十九年(1679年)禹州城内新建"古钧台"等时间节点直接影响着各时期人们对钧窑概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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