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收到一批局收缴的文物。其中有一方唐代墓志,记载了墓主人王卿儿祖籍、先祖及其生平等内容。本文依据墓志,利用现存文献资料以及近年来发现的唐人墓志,基本理清了王卿儿家族谱系。对墓志所涉及的人物王绍、王玄质、王倚等人的官职及相关问题,结合文献记载进行了研究。既可互相对校,又可补史之阙。文中还对墓志中涉及的"太原祁人"、"京兆杜氏"等略作探究,证实了唐代世家大族太原王氏、京兆杜氏在当时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通过对志中"东都绥福里"、"龙门原"等地名的考证,了解到王卿儿生前居住在位于唐东都洛阳城东南部的长夏门之东第四街街东,自南向北第五坊,西与南市相隔一坊、北距洛水相隔三坊的"绥福里";死后葬于洛阳城南郊的家族墓地"龙门原"。为了解郑庄秦石料加工场遗址出土铁器的成分与制作工艺,采用了金相显微法和湿法化学分析对其中6件残铁器进行了取样分析。通过研究可知:这批铁有低锰、低硅的工艺特点,为生铁制钢。居址葬按埋葬位置可分为洞穴葬、典型居室葬、居室地面葬、居址葬等不同类型。前三类葬俗可能和狩猎文化关系密切,其中北方地区的居室葬、居室地面葬及灰坑葬也受到中原地区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中原地区居址葬俗,同集中成片的公共墓地葬俗形成鲜明对比,二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很可能长期共存,反映出人口构成的复杂性和内部权力的不完全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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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中的长笛形制不一,跽坐、蹲坐和盘腿坐为其主要演奏姿态,表现形式为独奏、伴奏和合奏。汉画中的长笛具有音域宽、音色变幻、易制易带等特点,折射了汉代社会的文乐之风、礼乐之风、四夷之风和民族融合之风。龙门东山擂鼓台发现的一例佛足迹图像碑,与目前国内发现的数例同类遗物相比,特点鲜明:一是时间早,具有唐代造像特征;二是体量大,分别以整石雕出碑身、底座,组合安装,且保存状况较好;三是碑身多面均刻出佛足;四是图像布局特殊,千辐轮位于前掌中心而非整个脚掌中心;五是图像内容简化,不见趾尖莲花、万字符和脚掌剑、鱼、满瓶、海螺等物,较之四川眉山法宝寺仅刻出轮、鱼的形式又显复杂;足跟间连接二足的双弧线亦不见于其他诸迹;六是佛足跟部两侧刻出站立、行走或坐姿的人物形象,为目前所发现的同类图像中所仅见。这一材料的发现,丰富了相关题材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新的课题。乌兰木伦遗址由邻近的第第2和第3地点组成。其中在第1地点获得了石制品278件、动物化石3423件,并发现用火遗迹。遗址年代为距今7~3万年,属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为原地埋藏,其石制品类型及工业组合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近似,动物化石则属于华北晚更新世的萨拉乌苏动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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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传香寺藏南宋刊《法华经》卷首印画,表现了《法华经》共十五品中3个有榜题的画面[1]。以卷首画的形式来表现诸多经变场面且画的内容比较特殊,是以往印经画中不多见的。这种经变画可资比较的有相关的两宋印经卷首画、插画和敦煌石窟壁画、石刻。但此本与其他不同,两宋其他印经卷首画或插画通常表现的是众人围绕佛说法的独幅画面,敦煌隋代以来至归义军时期流行的法华经变画、麦积山石刻法华变各有不同的重点图像。本文通过与同期或北宋时期以及敦煌壁画的对比,解读了南宋时期这种《法华经》印画不同于其他绘画形式的宣教重点和表达方式。西汉时期,诸侯王墓葬针对墓葬封护采取了较多的措施和方法,以达到保护墓葬及其他相关目的。因墓葬时代和形制、具体设施和需要等的不同,封护的方法和使用的材料等均存在诸多差异,体现出时代、地域及诸侯国之间差别的又较多地反映出当时的科学技术、丧葬思想和等级差别,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汉代诸侯王墓葬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演变等相关内容。从殷墟卜辞"大示"观念及上甲至示癸等六代先公名号推测,商代开国伊始即行一种合始祖牌位在内的七主之祀,即以近亲六代神主集于始祖契(或帝喾)神位前进行一种特殊的合祭礼仪。11年至216年,针对在偃师商城宫城遗址资料整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对宫城内的一号、三号、五号、六号和七号宫殿建筑基址进行了复查和补充发掘,纠正了一些以往发掘工作中的错误认识并有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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