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钧先生曾任历史博物馆党委、副馆长。此次访谈主要围绕"国博百年发展"这条线索，内容涉及辛亥之后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创设与建馆概况、解放初期历史博物馆的改革、1958年至1959年"通史陈列"的筹建和以后的数次修改，以及其他业务的重要发展等；Zui后，王宏钧先生从自己的角度谈了国家博物馆百年发展所留下的重要精神财富及对博物馆事业的期望。河南汝州阎村出土的仰韶文化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学术界一直将其绘画内容视作上古时期的图腾画。笔者研究认为，这幅彩陶画与传统意义上的图腾画在性质上有较大区别，经比较研究期其他地区出土彩陶绘画可以发现，这幅史前鹳鱼石斧图，应该归入巫画的范畴。
苏秉琦先生一生为创建考古学学科理论和有特色的考古学派而不懈努力，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考古学结合、考古学与现实结合上取得瞩目成就。晚年在思考科学未来时提出"动态考古学"及古与今、与世界接轨等新课题。8年，同盟会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对于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孙中山等人归之于黄兴未到河口指挥，冯自由等人则认为是黄兴从河口出走造成。黄兴对河口起义成败是否有如此巨大的影响?笔者通过发掘和梳理相关史料，认为在河口起义中，黄兴远未发挥人们想象中的作用，他既没有促进河口起义的发展，也没有对其失败产生多少影响。但无论如何，黄兴擅自离开河口是其生涯的一个灰暗点。旧称"微盂"、"微斝"的两件西周早期铜器，乃是卫康叔直系后裔所作的祭器，祭祀对象即卫国的始封君康叔封。以往学者多将器主名误释作"微"。实际上，该字应释读为"髟"，综合国族、时代及文字通假等因素来看，其人很可能就是第二代卫君、康叔之子康伯髦。清华简《系年》称周成王、周公迁殷遗民于洛邑，而封卫康叔于"康丘"，与沬土簋铭文记载的"诞令康侯鄙于卫"为同一史事。至于卫人自"康丘"徙居"淇卫"之举，则应该发生在康伯髦之世以后。16年4月，因当地进行新农村建设，在江西省吉安县吉州窑窑门岭窑址堆积东南发现一处窑业遗存。遗存出土瓷器的釉色种类较为丰富，有青白釉、白釉、酱黑釉、绿釉、黄釉、龙泉青釉等，器物造型多样，以烧造日常生活用器碗、盏、碟、枕等为大宗。从产品的釉色品种、组合，器物的造型、装饰、烧造特征分析，该窑场是一处北宋中晚期以烧造青白釉和绿釉瓷器为主的综合性窑场。鉴于吉州窑是宋元时期以烧造黑釉和彩绘瓷为主的综合性窑场，该遗存的发现，尤其是早期青白釉和绿釉瓷的发现，丰富了吉州窑的内容，对吉州窑发展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江西省高安县西清泉市出土的沈尹钲，铸有铭文42字。本文对铭文中个别字词试作新释，认为该器是楚国令尹兼司马叶公沈诸梁所铸，铭文中"沈尹"的含义是"沈"姓。
本文列举了对《考工记》中"金六齐"的不同认识，提出了"六齐"说中金锡比为合金体积比的观点；依此观点对柏林东亚艺术馆藏铜镜成分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自公元前1世纪起，铜镜成分普遍符合"六齐"配方，反映了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考工记》作为《周礼》的一部分而得以广泛流传，其所涉及的技术规章也因之得到广泛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时代的转型以及美术工作者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大量历史题材油画作品被创作出来，一批批散发出艺术魅力、洋溢着激情、再现开国元勋形象的油画作品相继走入人们的视野，在美术界掀起一股影响深远的红色浪潮，在美术占有重要地位，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时代经典。本文以国家博物馆藏历史题材油画作品为例，从开国元勋形象的历史演变、艺术塑造等方面进行分析，这类作品中历史与艺术相统个性与共性相融合的特点，进而研究其中构图、色彩与表现技法的运用。唐志契，晚明山水画家、理论家，其画用笔清远，有元人风韵。他的山水画被视为摹古一派，风格并不特出。他在画的地位和影响主要来自所著《绘事微言》一书。此书分为四卷，卷为唐氏自撰，内容涉及画理、画法、评赏等，见解独到：他重新阐释山水画语境中的"气韵生动"；提出继承传统应"师其意而不师其迹"；画山水要"看真山水"，"传神者必以形"；强调以"写"来获得"山林逸趣"，山水的趣致在"写草书行书"之间，具有"留影"、"写意"等特点；在用笔上，指出"写画亦不必写到"；首次提出绘画中的"意境"一说，在画论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强调山水应写其性情，仍然注重"明理"的重要性，并对其时流派之弊作理性分析。本文拟通过以上内容来探讨唐志契在山水画的贡献。博物馆展览项目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当前我国博物馆实践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从浙江自然博物馆新馆筹展实践出发，对展览前期筹备管理、后期实施管理及其管理中须注意事项作了探析。从石铲的形制特征、工艺设计、使用痕迹、复制使用实验以及相关民族学材料等五个方面加以分析，可以确认大山前遗址石铲的主要功能是中耕除草的石锄，而非用以挖土的铲或锄，只有极少数在点种时可能被用作铲。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可能已经出现原始的精耕细作农业，农业工具组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年，对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进行发掘，清理了5多处洞窟和许多重要的窟前遗迹，新发现壁画面积约2平方米，出土大量文书残片和绢画、木器等。K18应是这组窟群的中心建筑，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的发掘为研究古代佛教石窟、吐鲁番地区历史文化等提供了新资料。1年11月，西安理工大学曲江新校区的唐代李倕墓中发现一件由数百件不同材质构件组成的冠饰，为提取冠饰的信息并进而对其进行修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将李倕冠饰从考古现场搬迁至实验室内，在环境可控的条件下清理并完成保护修复和复原工作，为考古发掘出土的结构复杂的文物保护修复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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