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新近发表的郑孙买地券中的"酒醉物故"一语进行补释，认为此语并非实指因醉酒而亡，应当是古人对死的一种讳称，这一讳称当与道教信仰有着很大关系。对旧出五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与陕西扶风五郡西村新出的五年琱生三器铭文的考释，揭示了铭文的本质内涵以及其反映的西周宗法制度、礼仪制度及社会风尚。结合对文献的分析，将三器时代定为西周厉王时期。铭文内容与《仪礼.乡饮酒礼》多相契合，证明《仪礼》一书来源的古老有据。而五年琱生自名曰""，也是青铜器新见的器名。邓国铜器以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的比较多见，其形制、纹饰及铭文均有浓厚的中原文化特色。文献记载中称邓君为"邓侯"，铜器铭文亦显示邓于周初后长期称"公"，可见邓国的地位与实力。楚虽于春秋早期兼并邓国，但并未使其绝祀，而是被降为附庸存于楚境。这一史实，有助于加深对上古社会从分封制到郡县制转变过程的认识。7年9~12月，郑州大史学院考古系等对牛牧岗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下七垣文化、商文化以及东周、西汉等时期的遗存，其中以龙山文化遗存Zui为丰富。龙山文化遗存遗迹有房址、灰坑，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豫东地区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5年8月，徐州博物馆在徐州市南郊西奎山北麓清理了4座西汉时期同穴合葬墓。其中MM1为石坑竖穴墓，竖穴底部并列葬二人；MM12为石坑竖穴洞室墓，竖穴底部及洞室内均葬有人。墓葬虽遭盗扰，但仍出有陶器、原始瓷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玉石器等。墓分布较为集中，应为同一家族墓葬。1年4~5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孟津县上店村清理了1座唐代土洞墓。墓葬由墓道、过洞、天井、壁龛、甬道、墓门、墓室等组成。壁龛内出有较多盛唐时期的彩绘骑马俑、立俑和陶猪、狗、马、牛、鸡、羊等遗物。该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洛阳地区盛唐时期大型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组合、制陶工艺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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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分析新泰市周家庄东周墓葬出土青铜殳入手，对山东地区周代青铜殳进行了梳理、辨识与归纳。结合文献记载以及与楚系殳的对比，基本搞清楚了山东地区青铜殳的形制，包括殳首、柲及柲环、殳镦。相比以前的认识，可知殳的年代更早，延续的时间更长(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数量更多，分布地域更广(以齐国出土Zui多，还包括莱国、寺国、莒国、薛国等)；殳多出土于墓葬，墓主人以中小贵族为主；青铜殳的形制、长度、共出的随葬品和墓主人身份等信息显示，这些殳绝大多数为晋殳，是主要种类之一，除了具有指挥、军旌标识和壮军威的功能外，还有仪仗和打击功能。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总体上一脉相承，是以陶唐氏文化为主，包括有虞氏、周族、夏族以及其他族群文化因素在内的混合型文化，但陶寺文化各期之间发生了大的变异。陶寺文化中期发生变异主要与有虞氏舜取代陶唐氏尧为联盟首长有关，而陶寺文化晚期发生变异、充满色彩以及陶寺城址的衰落等则是颠覆活动的结果。2年，对山西太原市龙山童子寺遗址进行发掘，揭露了明代寺院的全貌，并发现2座唐代洞窟。4年清理了佛阁的前廊。5年对佛阁前廊北部和南部的建筑遗址进行发掘。6年对佛阁内北半部进行发掘，出土一批北齐和唐代石刻造像。该佛寺创建于北齐时期，发掘获取了研究北朝、唐代佛寺建筑类型的新资料。4年对六顶山渤海国王室贵族墓地进行了再次复查，确认该墓群的二墓区现存墓葬13座，可分为土坑墓、石构墓两类。而对以往发掘的7座大型石室墓重新清理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墓葬外部结构。从此次发掘的墓葬形制看，二墓区的土坑墓和石构墓可进一步分期。根据墓葬形制与布局，墓群的年代应为渤海前期。3年，在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发掘墓葬69座，出土了大量陶、铜、骨、石器等。均为东西向的土坑竖穴墓，流行头龛、二层台和殉牲，年代大致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墓地居民以从事畜牧业为主，也有一定的农业经济。该墓地的居民由具备北亚和古中原体质特征的两类人群构成，但在文化内涵上已经完全融为一体。4～26年对八连城内城的主要建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二号建筑基址及其之间的中廊和一号建筑基址两侧的东、西廊等遗迹。两座建筑基址南北向排列，中间有廊道，形制为工字形。二号建筑基址位于内城中轴线上，规模宏大，出土遗物包含高等级建筑上使用的绿釉脊饰和瓦件，应为八连城遗址宫殿遗迹。5年7~8月，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张发掘队对河南安阳市龙安区东风乡黄张村黄张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以两周时期文化遗存为主，有灰坑和墓葬。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铜器、石器、骨器和蚌器。遗址中的两周遗存，对研究豫北、冀中南地区周文化的构成、演进等均有重要意义。国家博物馆珍藏有一套出土于安徽安庆元代范文虎夫妇合葬墓的素面玉带具。墓主范文虎是南宋与蒙元战争后期的重要将领，掌控着南宋的存亡；降元后步步累迁至平章政事、尚书右丞，成为"南人"之中入元官职者。范氏墓中出土多件玉制品也因形制特殊、质料上乘成为元代玉器研究的断代标准器。本文选取其中的玉素面带具，重新审视其出土情况以探究墓中相关随葬品的空间关系；并从当前考古出土文物、图像以及文献资料，对唐末五代乃至宋元时期汉地玉带具的流变做一梳理；以范氏玉带为例，复原与解读唐宋时期从单鈌单挞尾"方团"玉带到双鈌单挞尾"排方"玉带的演变、使用和名谓。同时对宋元时期盛行的一类"束带"类带具也有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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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殷墟卜辞的记载，商代有召方，应当是虞舜的后裔。召、兆古音同，例如：鞀字从召声，其或体作鞉，从兆声。《说文》云："姚，虞舜居姚墟，因以为姓。"《山海经·大荒南经》云："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郭璞注："姚，舜姓。"虞舜后裔与夏人关系密切，《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夏后相之子少康受到过国攻击，逃奔虞国，虞国国君将两个女儿嫁与少康，杜预注云："姚，虞姓。"文献中有关虞国与姚墟的地望，众说不一。《孟子·离娄下》说舜是东夷之人，其乐名韶，流行于齐地。据卜辞记载，召方力量强盛，曾进犯商王朝的核心地区，商朝百官为此向先王祈祷。为了消除召方的威胁，商王曾亲自率兵出征，行军途中不断占卜，留下了多条卜辞。商王征讨召方的战争取得了胜利，召方来见商王，表示臣服。周武王灭商后，封虞舜后裔于太昊之墟，即文献中的陈国。早期器物刻画符号的出土资料丰富，研究尚待深入，学界对其命名的论述较少，且存在一定的混乱。本文在搜集、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早期器物刻画符号在命名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认为：鉴于目前"刻划符号"和"刻画符号"混用的情况，建议用"刻画符号"。针对"几何形符号"与"象形符号"不足以划分器物符号的问题，提出用线段构形(线段类)和形体造形(形体类)总体命名的意见。13年6月，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焦作市中站区后辛庄村北卢氏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出土唐后期怀州司仓摄河内县令卢得一及其妻李氏的墓志两方。这两方墓志的发现，为北宋宰相卢多逊这一支卢氏家族谱系弥补上了缺失的部分链条，也使我们对卢多逊祖辈家庭成员的生平等具体情况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同时卢得一墓志中记载了发生在焦作地区唐末藩镇割据相互倾轧的历史事件，这与史载相互印证，为我们研究焦作地方历史以及唐末藩镇割据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西汉时期邯郸位列"五都"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居延汉简编号26.29记载的"邯郸铫"，经考证应为在汉代赵国都城邯郸生产的一种铜制炊具，这枚汉简是研究汉代邯郸铸铜业的珍贵史料，反映了西汉邯郸铸铜业的发达。结合其他出土青铜器分析，自战国至汉代邯郸铸铜业经历了一个从以为主到以生活用具为主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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