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颁布的内附蕃胡赋役令中税银钱的对象理应包括突厥等内迁民族。唐代北方缘边地区是从境外输入银钱的，有一定数量的外来银币支持税收政策的实施。材料分析显示突厥等民族是缴纳银钱的，出土萨珊银币从7世纪分布空间发生变化，向突厥等内附民族征收银钱应该是导致萨珊银币东输的一个重要因素。颉利可汗败亡后，东突厥人失去了对商道的控制权，内迁后他们在东西方之间居中转贩贸易的角色并未发生改变。向其征收银钱一方面保留了他们在商道上的既得利益，具有对其进行安抚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是唐集中白银的方式之一，具有建立有利于自己的贸易关系的性质。本文对庄学本田野考察工作在2世纪边地民族研究中的影响和意义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他对土族神箭崇拜与神鹏信仰习俗、凉山安宁河流域大石墓、嘉绒藏族民间文化、边地民族法律、彝族传说、边地农具、地震史等问题的首次发现、记录和研究在边地民族研究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与学术价值。本文认为，庄学本田野考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2世纪上半期人类学发展的学术思潮，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在述魏晋清谈以及竹林七贤画像砖构图特点的基础上，从魏晋清谈产生的背景、论辩形式以及清谈内容三个方面，论述竹林七贤画像砖极具平面装饰的构图特点与魏晋清谈之间密切的关系。清谈只是魏晋时期一种特殊的思想倾向，正如竹林七贤画像砖此种构图形式在传统绘画中并非主流一样，仅具有其典型的特殊性。魏晋清谈作为"过渡期"对哲学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竹林七贤画像砖此种构图形式对隋唐时期绘画的兴盛及形式的丰富同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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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楚墓出土的遣策所记各类器物名称中，有许多对丝织品和衣物服饰的描述。本文以楚简遣策记载为依据，结合古文献学考释成果，并与楚墓中发现的纺织品文物相印证，以期探讨辨识战国时期绢、锦、绣等织绣品种和紫、丹等染色字词及其具体用途。文中通过对河南淅川和尚岭春秋墓葬所出青铜祖槷铭文的释读，考证此类器物的性质实为古人致日测影之槷表，并正其名曰"祖槷"，纠正了学术界以往普遍将之视为镇墓兽座的错误观点。在研究先秦时期的致日制度及相关器物的基础上，阐述了以器喻德的独特观念，建立了自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圭表测影的固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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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模、范表面刻划不具有花纹铸造意义的阴线，用以准确控制翻范时范与模间、浇铸合范时外范间、范与芯间相对位置的标识，可称为"线"。据功能具体差别，可分为模上线与范上线两大类。先秦时期陶模、范上线的使用延续较长，技术逐步成熟，这反映了块范法铸铜技术的传承有序和不断革新发展。5年12月至216年1月，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对汉长安城建章宫一号建筑遗址进行发掘，发现由房址和过道组成的主体建筑，以及由庭院和廊道组成的附属建筑，出土较多础石、铺砖、瓦和瓦当等建筑材料，以及陶器、铜器、铁器、铜钱、钱范等遗物，为研究汉长安城增添了新材料。6~213年，对盘龙城遗址内杨家湾的一处商代大型建筑基址(F4)及其周边遗迹进行了发掘。F4残存范围东西Zui长达3南北宽12米，与盘龙城遗址城址内的1号宫殿基址规模相近，应属于宫殿或宗庙类的建筑，年代大致属于盘龙城遗址偏晚阶段。该建筑基址的发现，为探讨盘龙城遗址的布局提供了新的资料。14年3~9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对巫山大水田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大溪文化、商周等时期的遗迹473处，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遗物18余件。其中大溪文化遗存出土的屈肢葬、人和动物形石饰及一批玉器较具特色，有助于了解大溪文化的原始宗教、社会组织、精神意识等深层次问题。13年，在盘龙城遗址内的杨家湾发掘了7座商代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个别发现腰坑及殉人、殉牲现象。随葬品包括青铜器、玉石器、陶器、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器、漆器和金片绿松石器。墓葬年代大致属盘龙城遗址Zui晚阶段。杨家湾是盘龙城遗址早、中商时期的一处重要墓地，对认识盘龙城遗址的布局具有重要价值。1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了郑州市马良寨遗址。其中商代遗迹有灰坑、墓葬和陶窑等，遗物以陶器为主，也有少量石器、骨器和蚌器。根据遗物特征，马良寨遗址晚商文化遗存可分为三个阶段。这批材料为完善本地区二里冈早商文化至晚商文化的发展序列和研究郑州商城废弃后当地的文化面貌提供了新信息。6年，在殷墟南部铁三路制骨作坊区发现的89号墓，年代属殷墟文化第二期。该墓规模不大，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包括等级较高的铜柄玉戚及铜骸玉矛，还有玉器半成品、残次品和制玉工具等。结合所出铜觚上的玉璋形铭文，推测墓主可能是从事玉器生产、管理的中小贵族，该墓的发现对研究殷墟手工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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