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右策宁州留后朱记"铜印一直被作为五代时期的典型文物,实际上从印文内容看,这种判断有待重新审视。综合多方面特征来看,此印应属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军的简写或省称,这种称法并不多见,但此印文中之"右策"与多件已出土茶托铭文和铭文砖上的"左策"不约而同地证实唐代左、右神策军曾经一度简称"左策"和"右策"。其二,宁州作为唐代神策军京西北诸镇的驻地之一,与神策军有直接关系。其三,作为官名,"留后"之称属于唐代特殊地方官制的产物,而作为凭证,唐代就有把印称为朱记之先例。这些特征均证明"左策宁州留后朱记"属于驻地在宁州之神策军外镇中留后官印。而备受争议的、甚至是劣迹斑斑的神策军在唐朝灭亡后再未重新出现的历史事实,证明保留许多唐代历史信息的官印,不可能在右神策军已经停废的五代时期行用。诚如是,则"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作为官印其使用的时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我们认为中晚唐时期的断代较五代之说更符合历史实际。现藏于河南省周口市博物馆的唐祁惠墓志铭,记载了祁惠以学习儒家经文为人生起点,通过"射策"取得优异成绩,并被授予登仕郎、儒林郎等官职。其后屡立战功,擢升为"从二品柱国",但遇到武则天"垂拱年"告密风波,改授通直郎,又左迁陵州贵平县丞,遂以奉养父母为由辞官,回归故里。在父母丧葬期间,积劳成疾,不久染病辞世。地处大渡河源头区的马尔康哈休遗址史前遗存归属于包含一定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和本土文化因素的马家窑类型,哈休先民以狩猎作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手段,与岷江上游地区主要以饲养家畜获取肉食资源的马家窑类型的生业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别。两个区域期生业方式之间的差异应与地貌环境、海拔高程甚至区域经济传统有关。6年,在卫辉市大司马墓地发掘了隋唐时期的乞扶令和夫妇合葬墓。此墓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由墓道、小龛、过洞、天井、封门墙、石门、甬道及墓室等部分构成。出土的陶俑及其他各类遗物具有隋代早期特征。由墓志铭文可知,墓主乞扶令和死于隋大业六年,唐贞观元年与夫人郁久闾氏合葬。
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之一。商代王都人口众多,对盐的需求量甚大,在当时生产和交通条件都不发达的情况下,单靠从商都之外运入,恐怕难以满足。今天的豫北地区在商代比现在温暖湿润,生态环境良好,但仍然存在某些盐碱性土壤。殷都食盐除了从山东、山西以及四川等地区输入外,普通百姓也可能就地取材,制造土盐,以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9年8月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在焦作白庄墓群发掘M121和M122两座汉墓。M121和M122两耳室相连。墓中各出土陶仓楼及其他陶器组合,对研究焦作地区汉墓分期和陶仓楼的排序具有重要的意义。华豫之门近三十多年以来,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南阳城区的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中发掘了一批明清墓葬,本文所介绍墓葬时代为明代中晚期,主要集中于宛城区建设东路一带,出土有景德镇窑瓷器等随葬品。墓主以官宦人家、军功人员、地方富豪和贫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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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作品的跋文对于书画本身的研究非常重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传顾恺之《女史箴图》,幅后有四篇跋文,跋文作者以及跋文里涉及数人大都属于元代到明初人。他们是谁?目前并没有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作者翻阅很多资料,从而探得跋文所涉人名情况。
本文通过对北魏史料中"身备三仗"一词具体含义的解释,考察魏晋南北朝时代人员的装备系统。汉代以来,以往长期沿用的装备系统,经与边境族群战火洗礼,出现新的变化趋势。魏晋南北朝时代中,不同战术功能的兵种以下列作为区分:抛射性、砍斫性刀(配楯)和击刺性矟。一部分技艺精湛的战斗人员,有可能复合装备矟—弓矢、矟—刀楯,或刀楯—弓矢。"身备三仗"即指精锐人员,身上复合装备以弓矢、刀楯和矟三种战术功能截然不同的。这种复合装备的现象,有可能是中古时代战争技术与内亚族群军事文化交叉影响下的产物。对以"身备三仗"为代表的多种复合装备现象的分析,可以展现中古军人的装备系统和战斗技艺,而追溯中古时期军事审美传统,更是观察古代军事文化的独特窗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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