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墓画像石雕刻的题材，除含有吉祥寓意的神话故事及装饰图样外，大部分为墓主人生前起居出行等情况的反映，以期墓主在地下仍延续其尘世间优越的生活；即所谓"大象其生"。画像石中之"楼阁拜谒图"里的受拜谒者即墓主人，双阙夹峙的楼阁即代表墓主人生前的房舍。汉墓所出装在木棺前挡之铜牌上标出的"天门"一词，乃指墓主之阴宅的大门。而汉代追求的成仙则指肉体的长生。当时尚未信奉死后灵魂升天堂的观念；直到佛教在盛行后，往生净土、六道轮回等说才广泛传播开来。宾阳中洞帝后礼佛图有五位供养人画像，其中，两位为孝文帝和形象的宣武帝；三位女性分别为孝文昭皇太后高照容、幽皇后冯氏和妃形象的宣武皇后高英。这是一幅以表现出行礼佛为内容的家族式画像，融合了佛事活动、孝文帝改制后的宫廷礼仪制度，体现了以仁孝为核心的儒家观念。抗战初期，河南省委为指导河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创办《风雨》周刊，积极宣传的抗日救国纲领，呼吁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御敌，有力地支持了河南各地的抗日救亡工作，在抗战初期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田家英小莽苍苍斋旧藏中，有一通陈奂致冯桂芬的信函。这封信是扬州的杨亮托陈奂向主持修纂《两淮盐法志》的冯氏说情，以便续聘杨亮等人的。结合现存几封杨亮写给陈奂的信件，基本上可以勾勒出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即杨亮、陈奂两人实际上并无深交，只是在之前不久才相识于南京的博山园内的。基于这样的交情，就能请托这样重要的事情，从而反映出当时底层文人学者的生活状态，实在是潦倒穷愁。而陈奂作为当时两江总督的座上客，他的这种请托，无疑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效用的。至少，在杨亮眼中，可能比其老师姚莹，一位在任官员，更有效力。否则，他也不会在相识不久之后，就发出这样的请求。即便如此，这封信发出之后，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了。但信中涉及的《两淮盐法志》一书，事实上因为太平军的攻陷江南，并没有修成，在此后不久就陷入了停顿。即便是陈奂的这次请托，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事实上杨亮的生活也依旧不会有多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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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鼎模入手，在对鼎各个部位陶模进行详细分类与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探求制模过程中工匠如何分型。根据各部位鼎模分型特征结合典型的晋式青铜鼎复原出鼎的分型图，并与殷墟孝民屯出土鼎模相比较，指出商周青铜器制模工艺的传承、创新与发展，说明分型制模的进步性。本文得出了鼎耳、鼎足、鼎腹部、捉手等部位分型的新认识，这些部位的分型都与纹饰的复杂程度有关。滕固《唐宋绘画史》是时期部画史断代研究成果，影响颇著。针对此书写作所据之"底稿"的认定，目前学界仍有所偏误。通过细致考证，"底稿"Zui初写作时间应在1926年年中；《唐宋绘画史》所据之"底稿"既不是《关于院体画和文人画之史的考察》，亦非滕固1932年提交的博士论文。理清其中系列关系，对探讨滕固自《美术小史》至1933年的画史专题研究状况以及其博士学位能以较短时间取得之原因，都会有所裨益。无锡博物院新近征集到华氏家族旧藏文物2余件，多为家族文献资料。该家族历史悠久，而重孝之风一以贯之。通过历代题咏、著文、绘图、抄写，华氏家族孝文化以书法、绘画为载体，物化为一件件珍贵的墨迹实物，实现了家族孝文化与书法艺术的结合，成为书法的一大亮点。其内容包括由家族成员发起征集的、歌颂华氏家族孝德的原创诗文作品，抄录家族先代遗文的书法作品以及与华氏家族有关的乡邦文献作品。这些家族资料通常以亲笔墨迹的形式出现，一般不进入书画市场流通，故得以留存至今。其中不乏佚文、孤本，极具珍贵的文物价值和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价值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填补史阙的文献价值；勘比对的版本学价值；拾漏补遗的书法史价值。
疑尊、疑卣两器为周成王晚期器，二器同铭，其铭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卜噩侯"涉及到西周王朝于成王晚期时建噩侯之事。此事亦能反映出周初建"侯"制度的某些规制。周人建"侯"并选其驻地，也要通过占卜而确定下来，"侯"的任命权与防区的划定直接归属王朝。早期的噩侯在今湖北随州安居镇羊子山附近，说明周人很早便扩张到汉东地区并建"侯"加以守卫。"宋伯"一称，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便已出现，然此器铭所指应与殷商时期的不同，其人应是首位宋邦邦君宋公稽，出身于属殷遗的微氏家族。宋邦所在的位置亦属西周王朝的边域地带，其地直接面对淮水下游偏北的淮夷，是为周人把守东南门户的诸据点之一。然以目前所知材料，宋邦邦君未有西周王朝之"侯"职。这表明不是所有边域的邦君皆是"侯"，具有邦君地位的贵族未必均获授予王朝的"侯"职。本文通过对212年度周原遗址姚西居址HH4中出土的鹿角原料、鹿角镞半成品、成品的加工和使用痕迹仔细观察、实验操作，并结合动物骨骼鉴定、测量，着重分析了周原姚西居址鹿角镞的制作工艺，包括选料取材、原料加工、制坯成形等阶段的加工技术方法、流程以及加工工具等，初步了鹿角镞制作工艺的三大工序，原料加工的三个步骤，半成品加工至成品的七个步骤。通过从动物骨骼角度和灰坑堆积状况两方面的论证，初步认为HH4尚不具备专业生产鹿角镞作坊的条件，可能为一般的废弃堆积坑。这批极具关联性的、能够反映鹿角镞制作整个流程的角料遗存，因数量太少，尚不具备一定规模，缺乏专门化生产的条件。仅能代表周原姚西居址HH4中存在着制作鹿角镞的活动，且该活动更有可能是家庭式自给自足，而非专门提供给整个聚落或流向聚落外部的鹿角镞生产活动。
姑夏城发现以后，有论者主张姑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是夏之韦国城址，被商族人攻占以后成为早商文化城址，从而成为商汤西进灭夏的大本营与根据地，以取代郑州在夏末商初为"汤之亳"的地位。本文则持不同意见，从考古材料与古文献材料出发，论证了先商之亳与早商之亳均在郑州的观点。洛阳出土的《萧谅墓志》详细记载了这位唐代颇有书名的官僚生平宦迹、学术才艺、家族情况，补充了两《唐书》相关记载的缺失。通过书迹比对，近年洛阳出土的《萧墓志》《崔尚墓志》也是萧谅的书法作品。结合传世文献以及洛阳出土萧谅家族成员的墓志，对于研究兰陵萧氏齐梁房具有重要意义，也勾勒出南朝世家大族在唐代的发展轨迹。据《三国志·魏书》记载，魏明帝死于景初三年，少帝继位后，仍称当年为景初三年，但次年则改称正始元年。"景初四年"的年号实际上并不存在。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盘龙镜为东渡的工匠在日本制作，因不能及时得知魏朝皇帝改年号之事，在铜镜的铭文中使用了"景初四年"的年号。9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河南汝州市煤山遗址的西部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龙山时期的土坑竖穴墓6座。墓葬分有二层台墓和无二层台墓两种。出土遗物以彩绘陶器为主，器类有壶、豆、罐、杯、碗等。遗物有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墓葬的埋葬习俗应受到石家河文化的较大影响。5～26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对长乐宫六号宫殿遗址的主体建筑及其附属建筑进行了发掘。附属建筑分两部分，均由殿堂、廊道、散水和院落组成。从出土遗物看，该建筑始建于西汉初期并一直沿用到王莽时期。根据发掘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六号宫殿遗址应是长乐宫的前殿旧址。1年初，对东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窑址进行调查，共发现3多处窑址。同年3~11月，对南山窑址进行发掘，共揭露3条窑炉、8个灰坑、2个贮料坑、1条水沟和若干个柱洞，出土大量原始瓷器。南山窑址是一处商代几乎纯烧原始瓷的窑场，为探索瓷器起源、原始瓷产地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7年以来，对山西翼城县大河口墓地进行了发掘，已清理多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棺椁，墓主多为仰身直肢。大中型墓以随葬青铜器为主，小墓以随葬陶器为主。这处墓地墓主的国族名为"霸"，"霸伯"是权力拥有者。大河口墓地的发掘对于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具有重要意义。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成都龙泉驿区青龙村的一座砖室墓进行发掘。墓葬为较大型的长方形双室券顶砖墓，墓圹平面呈"亚"字形，两墓室均由封门墙、墓室、棺床、耳室和肋拱组成。此墓是迄今发掘的除王建永陵之外的级别的前蜀重臣和分封亲王墓葬，为前蜀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1年，对江苏苏州市木渎古城进行发掘，发现五峰村北城墙和城壕遗迹、新峰村南水门遗迹，以及东、西城墙遗迹等，出土遗物有原始瓷器、陶器等。初步推断北城墙修建于春秋晚期，南水门使用时期为春秋晚期。木渎古城应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木渎古城的发掘为探索吴国都城所在提供了重要线索。1年，对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了5多处洞窟和许多窟前遗迹，以及一处地面佛寺。新发现壁画面积约2平方米，还出土大量文书残片。吐峪沟石窟均是多层式的组群布局，新清理的两处礼拜窟应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吐峪沟石窟寺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古代佛教石窟等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6年至27年，湖北省丹江口市的莲花池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6座，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随葬品。结合出土器物特征，这些墓葬可初步分为两期。期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第二期为西汉早中期。这批墓葬是研究丹江地区战国晚期楚文化、秦文化和西汉这三段重大历史时期的重要考古学资料。倗戈"用燮不廷"，李家浩先生信从清代学者马瑞辰的说法，将"燮"读为"袭"。但"燮"、"袭"通假目前没有发现例证，将"燮"读为"袭"的立论和举证都存在很大问题，实际上不足采信。倗戈"用燮不廷"之"燮"，应当训为和，"用燮不廷"，与毛公鼎"率怀不廷方"、逨盘"方怀不廷"含义相近，谓协和那些不来朝觐的国家。清华叁《说命中》简3之"燮强"，整理者李学勤先生读"燮"为"袭"，非是；廖名春先生训"燮"为"和"，"燮强"指团结诸"强"，正确可从。又清华叁《芮良夫毖》简13"畏燮方雠"、简14"燮仇启国"，整理者赵平安先生将"畏燮"之"燮"读为"袭"，"燮仇"之"燮"训为"和"，前后解释不同；其实"畏燮方雠"之"燮"也当训为"和"，"畏燮方雠"谓以威力协和四方之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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