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新见三枚明末李自成农民军印章资料的讨论，知晓大顺政权在政权建设时，不仅设置了大量的地方行政职官，也设置了不少学官等辅助性质的职官。在整理目前所见李自成遗印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李自成农民军印章的用字问题和该农民军在巴蜀地区的活动，并纠正了文献中有关用印制度的错误记载。文中指出印章因避李自成名字之讳，禁止"印"字入印，而改为"契、信、符、记"等专称，成为其一大特色。从现存的李自成遗印实物情况看，明末大顺农民军在巴蜀地区也一度控制了不少地方，而并非传统上认为巴蜀地区完全为张献忠农民军的势力范围，可补相关历史记载之缺遗。根据出土铜器铭文可知，叶县旧县四号墓墓主为春秋时期原本属于中原地区、后迁国至楚国版图的许国国君许公宁。本文对墓中的楚文化因素进行了讨论，并分析其出现的社会背景。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征集到一批金代雕砖，雕砖内容有门吏、乐伎、孝子故事、花卉、动物、力士等。其中孝子故事砖上有包括孝行排行、孝子姓名等内容的榜题，还有两块花枝童子雕砖。根据文献记载，花枝童子图像应定名为化生图。宋代《马氏墓志》以小篆书刻，在近代出土的近万方古代墓志中极为罕见，文辞优美，书法精良。退出实用领域的篆书在宋代陷入沉寂，书史所记宋代篆书家皆文辞简略，墓志书法既可弥补宋代篆书存世资料之不足，为研究宋代篆书及宋代布衣书法家王寿卿的书法提供手资料，也可作为临摹范本，有极高的书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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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右策宁州留后朱记"铜印一直被作为五代时期的典型文物，实际上从印文内容看，这种判断有待重新审视。综合多方面特征来看，此印应属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军的简写或省称，这种称法并不多见，但此印文中之"右策"与多件已出土茶托铭文和铭文砖上的"左策"不约而同地证实唐代左、右神策军曾经一度简称"左策"和"右策"。其二，宁州作为唐代神策军京西北诸镇的驻地之一，与神策军有直接关系。其三，作为官名，"留后"之称属于唐代特殊地方官制的产物，而作为凭证，唐代就有把印称为朱记之先例。这些特征均证明"左策宁州留后朱记"属于驻地在宁州之神策军外镇中留后官印。而备受争议的、甚至是劣迹斑斑的神策军在唐朝灭亡后再未重新出现的历史事实，证明保留许多唐代历史信息的官印，不可能在右神策军已经停废的五代时期行用。诚如是，则"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作为官印其使用的时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我们认为中晚唐时期的断代较五代之说更符合历史实际。新石器时代，装饰品的使用开始普及，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装饰品十分丰富，坠饰作为其中一种，在所有出土的仰韶文化装饰品中数量较大。仰韶文化的坠饰多以石、陶、玉、绿松石、角、牙、蚌为材料，经切割、刮削、雕琢、钻孔、精磨及火烧制成。其中有的可单件直接戴挂，有的与珠、管等组合成各种串饰使用。装饰的部位从前额、耳、颈、胸，一直到腰，有些还作为臂饰。本文对仰韶文化遗址和墓葬出土的坠饰的发现及材质进行考古学考察，并尝试对其功能、制作工艺及渊源做初步探讨。文中通过对河南淅川和尚岭春秋墓葬所出青铜祖槷铭文的释读，考证此类器物的性质实为古人致日测影之槷表，并正其名曰"祖槷"，纠正了学术界以往普遍将之视为镇墓兽座的错误观点。在研究先秦时期的致日制度及相关器物的基础上，阐述了以器喻德的独特观念，建立了自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圭表测影的固有传统。
军事奖章、纪念章，是军人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崇高荣誉，是激励广大将士英勇战斗的有力。自建军到新成立，人民制作、颁发了许多奖章、纪念章，以表彰在和执行其它任务中具有显著功绩的人员，并纪念重大战役、重大事件等。在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阶段，军事奖章、纪念章图案起到了宣传主张、稳定军心、激励斗志、鼓舞人心的不同作用。作为的形象标识，馆藏1949年前军章图案的演变反映了的人民从学习苏联到逐渐发展出一条适合国情的道路的艰辛历程，折射出从弱小到强大的建设史和史，记载了、、、等一代开国元勋的赫赫战功和卓越的军事思想，记载了为建立新而涌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魏郡等字残碑存字若干，虽不完整却也是难得的东汉碑刻遗存。碑文内容具有一定的地理历史价值。碑文书法水平虽不算精到，却有大璞未雕、生动自然之意。
兖王名俊，系宋神宗赵顼第三子。兖王墓志的出土，为研究北宋皇族宗室的历史和北宋皇陵的丧葬制度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西周成王时期的金文章法因袭商代末年，即从右至左、自上而下的行文纵势，且兼顾文字之间错落的规整，但其中在族氏徽号、字列方向及视读平面形状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布局愈加规整，尤为注重视觉之美。这一时期的金文用字在整体上较此前更为匀称、协调，有利于发挥书写时势能的上下承接，保证通篇文字气息的连贯。商代末年产生的"捺"划，在西周成王时期的有关金文中波磔幅度加大，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字形略有加宽，气势开张。西周成王时期金文多数为规范书体，少数为急就书体；这一时期的金文结体少数左低右高，成"欹侧之势"；而多数金文则如《禽》、《何尊》及《献侯鼎》等篇，书体端正，以正面视人，庄重沉稳，导后世篆法之风。在西周成王时期的金文中，存在新派与旧派之别。河南保留的明清会馆，大多数为秦晋商人所兴建的商业会馆。这些会馆建筑规模较为宏大，布局严谨，雕刻技艺精湛，尤其在建筑雕刻题材的选择上别具匠心，诚信、重义、同享、儒雅等商业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商业观念既是其经商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集文化、艺术、理念、愿望为一体的艺术表现。战国秦汉云贵青铜炊具有釜、双耳锅、甑、鼎和鍪，分属本土、川渝和岭南因素。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本土因素占主导，集中于滇池盆地，川渝因素见于昭鲁及威宁、赫章和黔东北。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本土因素东移，川渝因素南下，岭南因素北上。东汉中晚期，昭通、兴仁一带残存川渝、岭南因素，本土因素消亡。13~214年，在忻州市九原岗发掘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大型单室砖墓，时代大致为东魏至北齐早期。在墓道两侧、门墙、甬道和墓室内都发现大幅精美壁画。壁画题材广泛，内涵丰富，是研究北朝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和军事制度等的珍贵资料。11~21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安徽省广德县桃洲镇南塘村的一处岗地上发掘了7余座土墩，墩内的27余座墓葬绝大多数为汉代墓。汉代单个土墩内墓葬可分为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两类，出土遗物有釉陶壶、罐、鼎、盒、瓿，铁剑，钱币和玉石器等。推断墓葬的时代为西汉中期至两汉之际。14年对岗嘎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16座墓葬。基本上都有葬具，以独木棺为主，还有木板棺。随葬品有陶器、木质马鞍、桦树皮箭囊、铁镞、铜带饰、玛瑙珠等。墓地年代大致为公元8~1世纪，此次发掘对探寻蒙古族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1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对定窑遗址进行发掘，发现窑炉和作坊各2座、灰坑6个，出土青黄釉瓷、细白瓷和黑釉瓷等。涧磁岭是定窑五代、北宋至金代的中心窑场，其中：区自唐末五代开始烧造，一直延续到金末，出土的"尚食局"、"东宫"款瓷器，揭示了宋金时期定窑除生产贡御瓷器外，还生产日用瓷器和粗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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