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金文集成》11914号距末上的两字,以往学者在字形释读上有误,通过观察的照片,这两个字应当释作"圣守","圣"字可以通假作"亭",那么"圣守"就应读作"亭守",按照器物命名惯例,这件器物当改称作"圣守"距末或"亭守"距末。《文物》211年第9期刊布的一件楚国铜矛,发表者未能正确释读出器主名,只能释读作"竞□"。从发表的图片可知,器主的名字当是从"力"从"又"从"畏"声的一个字。典籍中"竞"可以通假作"景","畏"可以通假作"翠",这件铜戈的器主乃是战国有名的楚国将军"景翠",这件铜戈当改称为"景翠矛"。文字记载的文献,是古代历史研究的主要依据。但在物质文化领域,文字记载则不够、具体和形象,给学术研究造成局限。直到2世纪中叶,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学者在继承传统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利用出土和传世文物中的形象史料,结合文献对文化史问题进行研究,形成形象史学的研究方法,并取得突出成绩。在考古学科快速发展,提供大量出土资料的基础上,形象史学的理论方法逐渐为学界认同,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创新。"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的完全用绘画、雕塑等艺术形象研究表述的通史,是形象史学创新理论的新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工程的竣工还可向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语言和国界的读者展示历史,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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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是考古学的一面旗帜,他的学术思想对考古学产生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苏秉琦创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的过程本身,就是创建具有特色考古学派的过程。以"两论"为代表的"苏秉琦学术思想",是指导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也是考古学派形成和存在的重要标志。在没有出现新的能够超越它的理论或学说以前,考古学仍然处于"苏秉琦时代"。在目前所见的青铜铭文上,"寿"字的出现率甚高,共见六百余次,其字形的异体均有五种。从这五种的字形年代不同,或许可以表达"寿"的形成脉络。本文从两周金文和战国简文搜集一切"寿"字的字形,重新探讨该字的结构与形成的历史。本文认为,"寿"字是殷周之际从"神"字衍生的字体,以表达天神所能赐予的寿命。商文明的信仰传统,乃是通过神兽吞吐神杀的方式,以期获得天上的神性之新生,即通过神杀手段避开自然生物必经的死亡过程,进而得到由神所产生的永生。早期社会观念中,老死病死者将变得永远脆弱无力,身壮时期被杀者,反而能在永生中保留身壮,"寿"并不被视为理想美德。从殷周交接之际出现"寿"字可知,当时社会已不再怕老弱,反而把"老"视为被神保祐的依据。古代思想传统中将老年视为德性的观念,实滥觞于此。
二里头时代牙璋是国家制度一种物质的象征。近半世纪以来,有关夏商阶段牙璋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无可否认,过去学界基本是集中对牙璋年代、类型学对比等的研究。本文另辟蹊径,重视牙璋细部的分析。我们认为,牙璋局部特征的辨识,对牙璋体系的论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希望为牙璋研究方法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綜合东亚地区出土牙璋分析显示,二里头VM3∶4牙璋在南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西南金沙所见影响是直接的,在东南地区大湾、虎林山则是间接的波及。二里头牙璋在南地区的复制,可被视为原生国家向次生国家波及的一种表现。我们相信通过二里头牙璋等实物,足以论证夏王朝理念的实践,也是东亚广域国家起源的关键。今后除了寻找夏王朝期的文字证据以外,考古的遗迹和实物对夏王朝的实证,同样具有科学性意义和决定性作用。金石学发祥于宋真宗朝的开封,宋仁宗以来,主要金石学著作奠定或诞生于开封,宋徽宗朝金石学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开封成为钟鼎彝器收藏中心和官方金石学研究的中心。北宋一朝性的金石学成果《宣和殿博古图》由朝廷完成,不研究在开封的藏品,在开封编著,主编也是开封人。金石学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实物收藏方面,都在北宋后期的开封完全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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