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的是两件纹饰主题为大四瓣花的铜镜。这件铜器有八个字,可以证明战国到西汉的这类纹饰,其本来名称叫"方华",即"方花"。"方花"的意思是标志方向的花。得此可以证明,战国到汉代各类器物(铜器、漆器、画像石、瓦当)上的类似纹饰,其实都可改叫"方花纹"。通常所谓"柿蒂纹"只是"方花纹"的一种。从多重因素综合考虑,本文将南阳汉画像石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初创、成长、发展、成熟四个时期。这将使我们从理性和地域特色上更加清晰地了解南阳汉画像石发展的脉络,从而更深刻地从总体上把握汉画像石发展演变的历程。古代纺织资料和现代民族学纺织资料,虽无直接渊源关系,但两者之间应该存在地域纺织技术的传承,在研究史前时期纺织技术或工具时,借助当地或者临近地区的民族学资料作为参考和进行比较,是一种较为可信的研究方法。本文分析了小河墓地出土的毛布,其经头、经尾和两侧幅边反映了织物在布轴和织轴上的处理形式;对新疆各地少数民族的简易织带地机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认为这种地机与处在新疆毛纺织业发展初期阶段的小河居民毛纺织业的生产能力是相适宜的。在此基础上,根据Zui少添加和功能原则,探索复原出小河织机的形制。并根据织机的一般发展规律,利用新疆民俗材料佐证,认为小河时期的毛织机是无综地织机。75年成都羊市街出土"别部司马"铜印一件。资料显示,这种东汉官员印章,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少量发现。据文献记载,别部司马是东汉时期别营的领兵官,早期直属于大将军。东汉末年,兵制受到破坏,别部司马的隶属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东汉中,别部司马的地位和官秩都不是很高,但东汉末年至三国一些历史人物,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由于东汉兵制对别部司马的领兵数并没有作出严格规定,加上"别营"、"别部司马"属于比较特殊的编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朝廷和各大割据势力也就将其作为收编流散、增强自身实力的手段和工具。在东汉末年争霸战争中,别营、别部司马为各方霸主争夺势力范围,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别营和别部司马已经不适应当时形势需要,并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清代是黑龙江地区城镇发展的重要时期,城镇的形制分为无明确形制(分散型)城镇和明确形制(集中型)城镇。双层城垣的城镇为将军衙门所在地,单层城垣城镇修筑较晚,多为商业交换中心或屯垦地区;城墙质地分为土城、木城和桅木隔石(土)城,城镇级别越高,城墙质地越;城门数目和城墙相关设施符合传统城镇形制。城镇的行政级别与城镇人口(率)、城垣结构、城墙质地、占地面积成正比。衙署居于空间布局的主体地位,位置多偏东或偏北,位于地势较高、风水较好的地点;学校多建于城内东南方向;祭祀场所分布十分广泛;民宅和业店铺多居于外城。世纪末2世纪初,在黑龙江沿岸一带出现了大量的中俄两国的移民,黑龙江沿岸城镇迅速出现并发展,这与两国的移民密切相关。这一时期两国所采取的移民政策不同,所取得的成果也不相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则是两国移民带来的客观影响。在此拟对这一时期黑龙江中俄边境移民与城市化问题作出探讨,并希望对国家的边疆政策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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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是目前所见到的Zui早的可能与数字卦有关的符号类型,对探索文字和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符号的释读提出不同看法。汉代模型明器使用与制作与当时的丧葬观念密切相关,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为死者与生者祈福。受汉代社会求富逐利、崇奢享乐的世俗影响,模型明器在器类组合和制作装饰上刻意模仿现实或理想中的权贵豪右生活,以满足死者魂魄享用,并希冀以明器为媒介祈愿祖先福泽子孙;二是受神鬼信仰与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西汉晚期以后长生成仙的方式多样化和思想世俗化促使了大量民众信仰,模型明器中反映升仙的因素逐渐流行。这些构成了汉代模型明器使用与制作的时代特点。许昌博物馆现藏有汉代文字瓦当、云纹瓦当和人面瓦当等,大部分属东汉时期,个别可能早至秦至汉初,晚至曹魏初期。有些瓦当的细部做法为其他地区少见,可补资料之缺,亦可彰显其独特的历史价值。
原始社会出土的耳饰是新石器时代之后才出现的。由于新石器时代还没有成熟的冶金工艺,此时出土的耳饰大多是以玉石材质为主,也有少量的陶、煤精、牙骨等质地。耳饰形制主要是以玉石质的玦为主,以及少量的耳珰和耳坠为辅。其佩戴方式主要有夹戴(如玦),直接塞入耳部穿孔(如玦、耳珰),或穿绳系挂于耳部(如玦、耳坠)等。8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郑州市基本建设,发掘清理了一批唐代墓葬,其中M6出土了陶俑、墓志等14件遗物,其中的两匹"扬蹄"白陶马为郑洛地区所少见,殊为珍贵,为唐墓研究提供了新资料。《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中发现很多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古籍,尤其是在阴阳数术领域有大量珍贵文献。其中《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一篇记述了以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等占算战争胜负的方法,在这篇文献中有用竹简拼合起来的一幅"八风图",这幅图中标明八个方向对应"八风"的名称,并以此为占算依据来判断"客""主"双方在战争中的优势,"八风"的名称与传世文献中的记载既有对照又不尽相同。拼合"八风图"的几支竹简残损比较严重,有将近一半的竹简残佚,竹简整理者之前做了很好的研究并尝试了复原。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残存在竹简上的细节以及与传世文献对勘,对"八风图"部分进行了重新复原,并对此图的各部分做了相关说明。而文中提出的一些设想,也有待银雀山汉简的整理和研究来验证。砾石石器在华北地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的出现始于中更新世,并且一直延续到距今4-2.5万年左右,伴随着石叶和细石器工业组合的崛起而逐渐消亡。砾石工具与石片工具反映的是两套不同的操作链,反映了不同的创作思想。
具钮镜与带柄镜分属古镜东、西两大系统,分别以和西亚、中亚、地中海地区为代表,两者各有渊源,使用方式亦不同。甘肃敦煌文献所见"鎶鑑"专指唐代经由贸易传入我国境内的西方系带柄镜。考古资料证明Zui迟在盛唐时期,中原上层社会已经开始使用鎶鑑。通过写本文献中借贷契约文书的记载,亦可以了解鎶鑑在敦煌地区的时价,作为日常用品,其价格适中。鎶鑑特殊的样式启发了工匠对其进行,以宋代湖州镜为代表,出的带柄镜在铸造工艺、纹饰风格上与传统具钮镜别无二致,成为传统东方具钮镜系的补充形式,不但丰富了传统铜镜的样式和种类,对邻国铜镜的铸造也有深刻影响。自平安时代开始,宋式湖州镜便大量输入日本,包括带柄铜镜在内的各式铜镜被认同和沿袭,对日本和镜的铸造影响深远。本文主要从黄宗智先生的"实践历史"理论的角度研究文物保护的制度演变和实践过程,试图探寻具有特色的文物保护的历史逻辑及其对实施效果的影响,并以此求得对文物保护的特殊性或特色的理解。下寨城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滔河乡下寨村北,发现了寨墙、灰坑、灰沟、墙基和道路等多种遗迹,并出土了大批量清代瓷器,包括青花、青瓷、粉彩瓷、白瓷和黑瓷等,其中部分瓷器底部有款识,时代集中在清嘉庆和道光两代。部分瓷器制作精良,当是民窑瓷器的精品。关于瓷器的来源,应该是江西景德镇窑系生产,至于其运输方式,水运当是Zui便捷的运输方法。国家博物馆于1989年征集的清乾隆祭蓝釉描金粉彩御制诗方瓶,成型工艺复杂,体现了当时御窑高超的制瓷工艺;其装饰展现出"洛"风格,代表了乾隆朝瓷器生产的时代美学风标;瓶上的粉彩花卉融合了中西两种绘画方法,具有典型的乾隆时期宫廷花鸟画画风;所题乾隆御制诗《榴花》和《题恽寿平画:山茶》,收入乾隆二年(1731年)《乐善堂全集》。据清宫档案记载推测,方瓶烧成时间大约在乾隆二十二年至五十年(1757-1785)左右,为宫中陈设器,当初应为成对生产。督陶官制度对御窑瓷器的烧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以唐英为代表的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忠于皇权使命的督陶官的监造,保证了包括御制诗类题材在内的御窑瓷器的优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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