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ui近在陕西发现的李自成政权官印中,"汲县之契"为Zui早铸印,"鲁山县信"为Zui晚铸印,此二印俱与河南有关,可代表李自成政权颁铸官印的自名特点、尺寸规制、款识流变等。这两方原属河南的李自成政权官印遗落在陕西,与李自成由北京退回陕西后,局势的迅疾糜烂密不可分,折射了李自成起义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
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葬出土的竹简《算数书》中记载了古代粮食计量的方法,经验证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结合此方法,可以对洛阳地区勘探发掘的战国、隋唐时期的官仓储粮规模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其中,战国粮仓发现74座粮窖,大约可储粟米2514万公斤,约合当时83.8万石;隋回洛仓有7余座窖,大约可储粟米2.72亿公斤,约合当时784.9万石;隋子罗仓记载共有6余座粮窖,大约可容48万石粮食,约合今1267.2万公斤;唐含嘉仓天宝八年(749年)时储粮达583.34万石,约合今1.54亿公斤,几乎占据了全国粮库储粮的一半,其仓窖数量应在4座以上;唐常平仓发现了32座仓窖,可储存粮食约8.6万石,合今2127.84万公斤。对这些官仓储粮量的研究,既可以加深对粮仓规模的认识,还可以对当时国家的农业经济状况有比较直观的了解。普陀山法雨寺的一佛二菩萨造像乍看似有古意,但从整体造像构图和佛、菩萨、飞天的造型等分析,实际上是一件刻于初年的赝品。1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诠释了城市文化建设与博物馆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不同门类的博物馆作为城市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其所陈列展览的内容是这些城市或地区历史文化的缩影。一座城市若没有博物馆就彰显不出其高雅的文化品位,因为它表现了该城市及其所在地区的文化底蕴,并给人们提供着丰富的精神食粮。伴随着现代化的社会进程,博物馆与城市文化建设之间相互依存关系显得更加密切,我们在进行城市文化建设时,要把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放到突出的位置。银雀山汉简《五议》,论"知言之所至"、"知之所至"、"极得"、"至治"等。《听有五患》讨论统治者如何辨析语言,判断是非,古代对"听"的研究属心性之学。《五令》属于阴阳学说的文献,有德令、惠令、义令、威令、罚令。《四时令》《迎四时》《禁》与《礼记·月令》相近,是研究古人天道观的新资料。《富国》属于学文献,部分内容与农家学说有关。
塔作为一种建筑形式,起源于印度的"窣堵坡",是佛教高僧埋藏舍利、遗骨、遗物的建筑。古代和东亚地区的佛塔与佛教的传入有关,是印度"窣堵坡"与木构重楼结合的产物。由于年代久远,早期的楼阁或木塔已没有实物保存,人们仅能在考古出土的汉代明器陶楼与墓室和石刻壁画资料中对其面貌有所了解,是对考古发掘的佛塔遗址的复原研究。本文通过对5-6世纪北魏平城思远寺、龙城思燕寺、洛阳城永宁寺和东魏北齐邺城赵彭城佛寺塔基的比较研究,探讨了这个时期佛寺木塔建筑形制结构的异同特点和发展变化,为研究这个时期佛教建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古代都城形制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继承传统、不断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尤其两汉到隋唐时期的都城形制变化极为明显。本文以近年来曹魏至北魏洛阳宫城的考古发现为重要突破点,结合文献和考古勘察资料,对两汉至隋唐时期的各个重要都城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了古代都城从两汉时期的多宫形制,到魏晋南朝时期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形制,再到北朝时期的三重城圈形制,Zui后形成隋唐时期中轴对称的坊市制新型商贸大都市,为向以后更繁盛的开放式商业都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都城形制和格局的变化轨迹清晰,发展演变具有延续性和开创性,既沿承了传统的汉地都城制度,又有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创造。隋大兴唐长安城作为这个时期都城的鼎盛之作,其都城形制产生的源头源自曹魏洛阳城,对汉唐时期的都城形制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各种渊源和汉化因素,在古代都城发展史及整个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瓦店遗址是颍河上游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中心聚落,出土有大型环壕、祭祀遗迹群以及高档遗物,具有早期都城的特征。对瓦店遗址地理环境、文化特点等方面的探讨,有助于揭示早期都邑以及早期文明的特征。近期4块汴京宋杂剧艺人肖像墓葬雕砖在中州的发现令世人瞩目。一字排列镶嵌,脚色特征明显,3人姓名见于《梦华录》,皆为当时京都当红杂剧艺人。其中"丁都赛"雕砖与此前传世雕砖系同模所制,说明当时民间模制墓葬雕砖的风习。中州墓葬汴京杂剧艺人肖像雕砖的集中出土,以及杂剧砖雕墓葬的流行,是宋杂剧演出在民间盛行的反映。北宋墓葬杂剧装饰的形制各异,有砖雕、壁画、石棺雕刻等,而以杂剧砖雕Zui为常见,此类墓葬集中出土于中州地区的黄河两岸,宣示了当地曾经的历史文明状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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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第九中学画像石墓陶俑身上刻写"元康九年作"的铭文,报告者遂将该墓定为西晋元康九年(299年)。经对该墓形制特点、画像石风格以及西晋人再利用汉代画像石或画像石墓的分析,认为该墓是东汉晚期画像石墓,被西晋人所利用。韩江自古以来就是闽西、粤东、赣南的商贸大动脉,韩江航运带动了上下游之间的商贸交流。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航运贸易为客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在行商途中也面临诸多的风险,如官吏勒索、艇户讹诈、牙商侵渔等。为了谋利保命,客商们赴官申控、建立会馆公所、设立船局来规避风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铜禁是我国西周开始出现的新式青铜器,自上世纪初开始发现,但对其起源、定名、用途等问题学术界存在诸多分歧。本文根据目前我国已发现的五件铜禁,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铜禁的起源、定名、用途、使用年代、使用者身份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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