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境外投资备案-须知
境外投资备案 刘生
新京报讯（记者任娇）据商务部官网25日消息，商务部、央行、国资委等7部委日前印发了《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下称《办法》），提出将对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上的对外投资、敏感
地区、敏感行业的对外投资、出现重大经营亏损的对外投资等进行重点督查。
需要向商务部阐明并购企业该国的投资环境，是否有投资可行性，资金来源是否合法，投资公司是否在工商税务法律方面进行分析阐述等。
境外投资备案申请好处
1、开拓境外市场，获得当地政策或税务优惠，加快资本积累速度
2、方便与境外客户的业务转账，减少转账手续和成本
3、提高国内企业形象，增加企业附加价值
4、统筹境内外企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
境外投资备案申请资料
1、境内投资的主体信息。
2、境内投资主体（深圳公司）较近一个月财务报表
3、中方投资的构成自有资金金额
4、中方投资的构成贷款资金金额，需要贷款合同一份
5、向个人贷款需提供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个人较近一个月银行水单
一、境外投资需要注意什么？
1.依据家严格控制非理性对外投资的管趋势，以下几种情形申请企业境外投资备案比较有难度
a.投资到敏感家和地区，如和未建交的家，或战乱家。
b.投资敏感行业，如制造，跨境水资源开发、 新闻传媒等。
c.敏感行业目录里的行业，包括 房地产、酒店、影城、业、体育俱乐部以及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
2.实际操作表明，以下情形也都比较难以备案成功
a.小子大，如内投资主体市值几千万，要求 对外投资上亿。
b.快设快出，如新设立企业申请境外投资。
c.有限合伙企业，用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境外投资平台。
公司经常有把钱打到外的需要，这就必须办理境外投资备案了。现在随着外汇的流出，相关部门也是越来越严格。包括商务部、人民银行等都会对此项投资进行核实。
5月17日今日上午商务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发布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数据显示，2018年1-4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2459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355.8亿美元，同比增长34.9%，连续六个月保持增长。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448.3亿美元，同比增长13.9%；新签合同额613.9亿美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对外劳务合作派
出各类劳务人员12.8万人，4月末在外各类劳动人员98.3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6.5万人。我司专业办理境外投资备案详询商务顾问刘生直接电话联系
以下非正文
印度政府在劳-资-政府三方协调机制中的作用就十分突出，并明确规定未经批准的罢工与集会是非法的（吴涛等，2008）。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并不同程度地强调要通过政府创造有
利于集体谈判在内的社会对话环境等措施，鼓励用新形式合作解决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劳-资争端（ILO，2006）；只有类似于新加坡这样的国家，集体谈判才能一定程度地覆盖（ILO，2011）。整体而言
亚洲国家的这些做法限制了工会的激进主义式活动（如罢工），但并没有减少劳工标准与人权，反而有助于维护国家层面的经济稳定并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Anis，2010）。对中东欧
的转型国家而言，大多数国家工会和集体谈判的覆盖率并不高，并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安增科，2010）；部分国家的工会会员比例还不到50%，其力量实际上相当小；集体谈判也以企业层次为主，关
注的重点也仅是劳动者的就业保护和工资增长问题，更多的时候仍然高度依赖政府与雇主之间的集体谈判（Cazes ＆Nespovova，2003）。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些国家不但对集体谈判采取
了放松管制和分散化的措施，明显减少了工人的代表权并限制了劳动者举行罢工的能力。其中匈牙利、罗马尼亚、立陶宛等国家的放松管制Zui为明显（ILO，2012）。
在劳动政策的严格性与灵活就业等方面：Cazes ＆Nespovova（2003）对中东欧、独联体等转型国家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劳动政策的严格程度，尤其是就业立法保护的严格程度等出现了普遍
向欧盟看齐的发展趋势。这降低了中东欧、独联体等转型国家内部的劳动力变动率，一方面使某些特定的劳动者群体（通常为签订了长期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的工作更为稳定，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弱势
群体只能谋求各种各样的临时就业，如临时劳动、派遣劳动、非全日制就业、兼职等（Beleva ＆Tzanov，2001）。在亚洲地区，Besley和Burgess（2004）关于印度的劳动政策及其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
的研究也显示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劳动政策规制严格的邦，其投资率、就业水平、生产率和产出水平都明显较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就业创造十分疲软，绝大多数国
家均采取了放松规制的做法，并重新在雇主对“效率和灵活性”的需求与劳动者对“就业稳定性、更多的社会保护和扩大生活标准覆盖面”的需求之间寻找平衡（ILO，2012）。其中，俄罗斯开始了重新
协调企业利益和劳动者获得就业（或稳定就业）利益之间的关系，并对就业保护法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张在范，2011）；中欧、东南欧和独联体等国家则在就业保护法规中也明显减少了就业保护
措施，进行这种修改的国家比例高达60%；在东亚和东南亚、南亚，国家层面对性劳动合同进行这种修改的国家也分别占到了30%、14%（ILO，2012）。
在劳动技能方面：现有文献（Zhu，2005）认为伴随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与贸易扩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明显上升，劳动者的技能短缺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来投资的
重要障碍。根据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对老挝、柬埔寨、缅的劳动技能与工作质量评价的报告，技能短缺已经是外资企业在这些国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首要问题（WB，2014；ILO，2013）。目前，亚
洲一些国家，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劳动力过剩与劳动力短缺并存的奇怪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者的基本技能难以满足某些空缺岗位（尤其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的工
作需求（ILO，2007）。这种现象在中东欧、独联体等经济转型国家也普遍存在，如捷克、波兰、爱沙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家就一方面存在大量的技术陈旧的蓝领工人，另一方面在新兴行业也出现了就业
岗位的大量空缺（Cazes ＆Nespovova，2003）。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国民教育体系的改革滞后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从而妨碍了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也与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且缺乏
高质量的企业技能培训等有关（ILO，2015）。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的一些国家开始了改革的尝试，如新加坡就推动企业扩大人力资源部门，并要求这些部门通过一个长期的、大量的、基于实际操作并
由市场主导的成人教育和培训计划，以满足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