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取景在借",并指出"开窗莫妙于借景"。他把窗作为一个取景框看待,窗外窗内皆成为一幅幅不同内容、不同构图的画面。而这些画面则是由窗框起到的"间隔"作用形成的。窗框内形成的"透明层平面"把三维的景物"切割"并"压缩"成二维的画面。南朝时期画家宗炳利用一张绢素放置眼前,并透过它看到"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万里之迥"的画面。这种方法其实就是表现的原理,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利用玻璃发明的方法早了一千年,并形成了人特有的取景与构图方法。文人墨客就是从窗框框出的美景中,写出了流传千古的绝句,绘出了流芳百世的画作,并形成了"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本一律",诗境即画境这个特有的文化审美现象。窗与窗、门发展演变成的隔扇,也继屏风载画的传统成为了裱装字画的载体,影响并决定了画画幅形式的形成与走向。作者试验了一套利用数码相机和计算机进行器物绘图的方法。其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不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能与传统的方法相衔接。这一套方法不难在考古工作中推广应用,还有利于今后数据库的建立。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28~29年发掘简报28~29年,对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进行发掘,共清理26多座墓葬。其中石寨山文化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人骨保存完整,葬式复杂。出土遗物有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等,以铜器为主。墓葬年代为战国至东汉初期。该墓地的发掘,对于研究石寨山文化和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等具有重要价值。9年秋季和21年春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李家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遗址有多层文化的叠压关系,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到生计方式等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历史。1~28年,对重庆市忠县将军村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汉至六朝墓葬共计257座。比较典型的5座汉墓中有3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2座为砖室墓。出土遗物有陶器、铜器、铁器和铜钱等,以陶器为主。汉墓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当地汉至六朝时期的葬制、葬俗等提供了新资料。8~21年在山东高青陈庄发现一座西周城址,并在城址内揭露了房基、祭坛、灰坑、窖穴、道路、水井、贵族墓葬、马坑、车马坑等遗迹。其中贵族墓葬内出土多件铜器,有2件铜簋的铭文各达7余字,并首次发现带"齐公"字样的金文材料。城址始建于西周早期,至中期废弃,墓葬年代多属西周中期。该遗存的发掘,填补了早期齐文化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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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南京城内外火灾的频仍给百姓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威胁。火油的普遍使用、节日用火疏忽、拜教燃火和歹人纵火是火灾多发的几个因素。扑救大火,主要有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其中由城市士绅的水龙局在灭火活动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官府和驻防在维护灭火活动中的秩序,抢救受灾民众的生命财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官府保持着对水龙局的牢牢控制。官府可以直接插手水龙局的人事任免,裁决水龙局运作中产生的,也可以依据各水龙局在灭火过程中的表现给予奖励或者惩罚性的措施。在灾后,除了对"火头"采取惩罚外,官府也采取了诸多措施对受灾民众进行钱粮物资上的赈济。在对遭受火灾的民众赈济问题上,当时好像并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制度和具体的抚恤标准。在踊跃救火之余,水龙局还创立了专为灾民提供临时居所的暂栖所。在火灾预防上,南京城实行了太平水缸制度。南京城防火措施的实施也充分了发挥保甲组织的功能。瓦店遗址是颍河上游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中心聚落,出土有大型环壕、祭祀遗迹群以及高档遗物,具有早期都城的特征。对瓦店遗址地理环境、文化特点等方面的探讨,有助于揭示早期都邑以及早期文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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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用鼎制度分为殷、周两大文化系统。殷商文化系统是鼎的组合,呈偶数形式,表现出殷人追求对称美以及对女性的尊重。而周文化系统的礼器鼎的组合形式呈奇数,表现了周天子至高地位的形成,反映了周人的阴阳思想和等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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